1914年,18岁的张恨水被迫结婚。他嫌弃妻子龅牙、体型肥胖,丑极了,却经常和妻子同房。不久后,妻子生下一个女儿,他怒骂:真是晦气! 1958年的安庆街头,寒风凛冽,一位花甲老妇人突然栽倒在粗糙的路面上,中风像一只无形的大手,瞬间扼住了她的咽喉,让她发不出半点声音,周围的路人围了上来,只见她面色惨白,手指却死死地指着自己的衣兜,那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执念。 人们翻开那个口袋,里面没有金银细软,只有一封还没来得及寄出的家书,收件人是远在北京的“儿子”张晓水,这一幕充满了黑色的讽刺意味,因为这个被她视如性命的男人,根本不是她的亲生骨肉,而是丈夫的小妾所生。 倒在地上的这个女人叫徐文淑,在民国文坛的八卦版图里,她有一个更响亮、也更残忍的标签,鸳鸯蝴蝶派大师张恨水那个“见不得光”的原配丑妻。 1914年,你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一场婚姻,而是一次精心设计的“商业欺诈”那一年,徐家父母为了把滞销的长女嫁出去,玩了一招“狸猫换太子”相亲那天,他们让清秀端庄的二女儿顶替姐姐出场。 18岁的张恨水,正值心高气傲的年纪,一眼就相中了这个“假新娘”等到洞房花烛夜,红盖头一掀,张恨水只觉得五雷轰顶,眼前的新娘不仅身材肥胖,还长着一口突兀的龅牙,这哪里是相亲时的那个秀气姑娘,这分明是徐家硬塞进来的“次品”。 年轻气盛的张恨水当场就要炸了,吵着要退货,但在那个宗法森严的年代,母亲戴信兰直接驳回了他的请求,理由很现实:徐家有钱有势,我们高攀了人家,木已成舟,退婚就是打两家的脸,也是在那个节点,母子俩达成了一笔极其冷酷的交易。 张恨水想离家去北平闯荡,母亲开出的条件是:想走可以,先把“种”留下,对于张恨水来说,这甚至算不上夫妻生活,而是一场为了赎买自由的“生物学任务”在随后的五个月里,他像执行公事一样频繁与徐文淑同房,这不是因为爱,而是为了那一纸“怀孕诊断书”。 一旦徐文淑的肚子有了动静,张恨水如释重负,1915年春暖花开之际,他连夜打包行李逃往北平,这一走就是四年,只有春节才像客人一样回来点个卯,徐文淑后来生下的女儿,被张恨水视为“晦气”的产物,最终早早夭折。 在那几年里,她只是张家的一件摆设,一个完成了传宗接代任务却被弃置的工具。 1926年,这时候的张恨水已经不是那个逃婚的穷小子了,靠着《金粉世家》和《啼笑因缘》他的稿费拿得比鲁迅还多,在北京买了大宅门,把全家老小都接了过去,徐文淑再一次见到了丈夫,同时也见到了丈夫身边的二房太太胡秋霞。 在这个拥挤的豪宅里,徐文淑必须重新寻找自己的生态位,既然“妻子”的功能(性与爱)已经彻底失效,她只能通过升级“功能性”,来锁死自己在张家的地位。 1927年,她曾试图再次履行生育职责,但这成了她一生中最痛的伤疤,她生下的儿子刚落地就夭折了,这彻底断绝了她“母凭子贵”的可能,老天爷在关上一扇门的时候,给她留了一道极其隐秘的缝隙。 1928年,二房胡秋霞早产,生下了一个只有几斤重的男婴,孩子落地时脸色发紫,连哭声都没有,像个死胎,就在所有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徐文淑解开了衣襟,她把这个原本属于情敌的孩子,紧紧搂在自己温暖的怀里,用体温捂了整整几个小时。 直到一声啼哭划破死寂,这个孩子活了过来,他就是后来的张晓水,这一刻,徐文淑完成了从“多余的原配”到“全家恩人”的身份跃迁,张晓水后来常念叨:“我的命是大妈给的”正是因为有了这张“恩情牌”。 当后来张恨水要娶16岁的第三房太太周南时,二房胡秋霞闹得天翻地覆,徐文淑却显得异常通透,她不闹,因为她知道闹也没用,更因为她已经不需要通过争宠来获得安全感,她只要守住“大妈”这个岗位,张家就永远有她的一双碗筷。 抗战爆发前夕,徐文淑做出了最后的人生选择,她陪着婆婆回了安徽老家,主动退出了丈夫拥挤的情感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她输了,相反,这是一次聪明的止损,虽然分居两地,张恨水每月的汇款从未断过,而且数额不菲。 徐文淑用这些钱在老家置办土地,吃斋念佛,日子过得比在北平看人脸色要舒坦得多。 1958年,当她在安庆街头倒下的那一刻,这漫长的44年婚姻终于画上了句号,消息传到北京时,张恨水正守在医院,陪着他最爱的三太太周南做手术,这一边是挚爱的生死未卜,那一边是发妻的撒手人寰。 张恨水做出了一个很符合传统礼教的决定,他无法分身,便派长子张晓水连夜奔丧,随之而去的,还有一笔巨款,700元丧葬费,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惊人的数字,张恨水还特意下了一道指令:必须将徐文淑葬入张家祖坟。 这或许是那个年代文人特有的“契约精神”他给不了她爱情,但他兑现了供养的承诺,并给了她死后最大的体面,承认她是堂堂正正的张家正妻。信息来源:《张恨水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