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1岁戴笠借口加班，把秘书余淑衡，带到了卧房。戴笠递给她一杯咖啡：“提提神！” 这是一局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对等的猎杀游戏。 1938年重庆的深夜，总是弥漫着一股洗不净的霉味和焦炭气。但在军统局那间挂着磨砂玻璃的办公室里，空气中只有一种味道：危险的咖啡香。 41岁的戴笠坐在那张巨大的柚木办公桌后，手指若有若无地敲击着桌面。他对面站着的，是24岁的余淑衡。 这一年，余淑衡刚从特训班毕业，精通四国语言，枪法能排进前三。但在戴笠眼里，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手里接过的那杯咖啡。 “喝吧，提提神。”戴笠的声音很平，听不出任何波澜。 这根本不是什么职场关怀。那时候的军统，一杯咖啡往往比一颗子弹更要命。余淑衡其实看懂了戴笠拇指压在杯沿上的那个暗示动作，那是猎人收网前的习惯性施压。 她还是喝了。那苦涩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去的时候，她心里想的恐怕不是如何提神，而是关在中统牢房里的亲弟弟。 这一口下去，喝的不是咖啡，是家族的赎金。 当她在戴笠位于元霞路的私宅醒来时，并没有像普通女孩那样歇斯底里地砸东西。因为戴笠已经把下一张牌打出来了：他把余淑衡的父母和弟妹全部接到了重庆。 这招太毒了。他化名“余龙”，对外谎称是余家入赘女婿，甚至趁着日军空袭最激烈之际，特意将所谓的“岳父母”安顿进专供内部人员使用的防空洞中，以此掩人耳目。 这种把绑架包装成恩宠的手段，就是要把人往“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陷阱里推。 倘若余淑衡只是个只会死读书、空有外表的人，恐怕早已在安逸环境的消磨中，渐渐迷失了自我。但救了她命的，是那个叫周志英的女人。 周志英是戴笠的前任情妇，因为不懂规矩，竟然妄想跟特务头子要名分，结果被扔进监狱关了四年。放出来的时候，人已经疯了。 看着周志英那个疯癫的样子，余淑衡瞬间就把脊梁骨里的那点傲气折断了。她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个男人面前，硬抗是死，谈情是疯。 想活命，就得演。 从1939年开始，军统局的人发现那位高冷的余秘书变了。她开始在给戴笠递茶时，指尖故意多停留三秒。她开始对戴笠那些变态的控制欲表现出温顺的依赖。 这是一场长达三年的影后级表演。她在那个密不透风的笼子里，把自己伪装成了一只被彻底驯化的金丝雀。 但没人知道，这只金丝雀的羽毛底下藏着獠牙。在担任机要秘书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她偷偷记录了整整七本笔记。 那里面有戴笠跟各路军阀的秘密交易，有特工训练中那些见不得光的手段——比如怎么在高跟鞋跟里藏毒针，怎么在舞裙褶皱里夹带微型相机。 她在等一个机会，一个能利用戴笠性格弱点反杀的机会。 1941年，机会来了。 那天夜里，她为对方沏上一壶龙井，语气轻柔却带着几分刻意，缓缓说出了早已盘算好的话：“我想去国外继续求学。”” 戴笠刚想皱眉，她紧接着补了一句：“我想像宋美龄女士那样，学成归来更好地辅佐你。” 这句话简直是神来之笔。它精准地击中了戴笠作为草根出身特务头子，对“上层政治联姻”和“高知女性”那种病态的虚荣心。他太想当蒋介石了，所以他潜意识里需要一个宋美龄。 戴笠点头的那一刻，大概以为自己放出去的是一只攥着线的风筝。 但他错了，这只风筝身上全是反骨。 出发前夜，余淑衡把戴笠赏赐的金条一根根缝进了大衣的内衬里。那张由戴笠亲笔签发的特殊通行证件，被她贴身稳妥地藏在了内衣的隐秘夹层里，一路小心护持。 飞机起飞冲入云霄的那一瞬间，她没有回头看一眼那个让她窒息的重庆。 落地美国，就是“余淑衡”这个名字的死期。 她迅速切断了所有联系，改名“黄小英”。为了把戏做足，她让国内的娘家放出风声，说她在美国突发疾病死了。 与此同时，她的家人早已通过秘密渠道，经香港转道澳门，最后搭上了去美洲的货轮。这套“金蝉脱壳”的流程，恰恰是戴笠在特训班教给她的。 到1943年，太平洋战事使得中美之间的航线受阻，等相关人员意识到局势变化时，已经错失了挽回局面的时机。 那个“病逝”的女人，早已在旧金山嫁给了一位华裔军官，过上了相夫教子的日子。 戴笠暴跳如雷，但他能怎么办？那个年代跨洋追杀本就困难，再加上他当时正迷恋着影后胡蝶，那个带着七本笔记远走高飞的女人，就成了他特务生涯里最大的败笔。 历史总是充满了黑色的幽默。 那个曾以为掌控一切的“特工之王”，几年后在南京岱山的暴雨中撞山而亡。而那个喝下毒咖啡的女人，在大洋彼岸活到了九十年代。 1994 年，有传闻称，中国台湾地区一家医院内，一位年近九旬的老者在病榻上低声自语，反复提及早年一桩空难事件与相关人物，旁人只当是老人神志不清时的呓语。 翻开她的病历卡，上面的姓氏依然是“余”。 在这场不对等的猎杀游戏中，戴笠赢了开局的那杯咖啡，但余淑衡赢走了剩下的一生。 参考信息：正北方网.(2016-09-24).戴笠蹂躏美貌女特务们的惊人手段曾特服秘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