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20日，傅作义部攻克五原，日本陆军中将水川伊夫带着一股日军仓皇逃窜。他们逃过了结冰的乌加河，但无法渡过乌梁素海。水川伊夫正发愁时，一个伪警察队长走过来和他攀谈，拍着胸脯说，“请皇军安心等在原地，我去找船，保证让皇军过河。”水川伊夫连说“吆西”，对伪警察队长的卖力表现非常满意。 五原战役是傅作义指挥的绥西作战最后阶段。那时候日军刚占了包头、绥西一带，主力东撤，留守五原的主要是伪蒙军和少量日系人员。水川依夫当时是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治安部代理次长，兼绥西警备军司令，实际负责当地警备事务。他1905年生于日本冈山县，1928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本来在日本地方警察系统干过警视课长、保安课长一类，1936年到中国，1939年才到蒙疆任职。注意，他不是陆军中将，也不是皇族，就是个日籍警察官员，军衔和实际指挥权都有限。 3月20日晚到21日，傅作义部突然夜袭五原，新31师突击队混进城里投手榴弹、占据点，外围部队同时打伪蒙军据点。城内日伪军乱成一锅粥，通信断了，指挥系统瘫痪。水川依夫带着残部从城里跑出来，沿小路往东走，过乌加河时冰面还没完全化，勉强踩过去。队伍里人不多，丢了汽车和大件东西，只剩轻武器，继续往安北方向跑，想跟那边日军会合。跑到乌梁素海西岸，宽阔水面挡住去路，进退两难。 这时候，傅作义部绥远游击军第一支队第二团一连连长张汉三接到当地百姓报告，说有一股从五原逃出来的日军在义坑补隆附近停着，大概二十来人，有个骑骆驼的军官。张汉三原先是傅作义部游击军连长，团长投敌后他带本连在五原东面二驴子湾一带打游击，专门截漏网日军、断交通线。他换上伪警察衣服，带翻译过去摸情况，日军当时确实放松警惕，以为是本地伪警察。 张汉三回来后带部队追上去，先想把日军引到芦苇地设伏，日军察看地形后没上当，坚持绕湖东岸往安北走。游击队分两路追，在十份子一带追上，双方打起来。张汉三认准那个骑骆驼的军官，和战士卜特老一起开枪，先打中左臂和脸部，再两枪打胸膛，军官从骆驼上掉下来。日军没了指挥，很快被包围，部分被打死、淹死，二十多人里只有少数跑掉。 打扫战场时，从军官尸体上搜出一枚刻着“水川伊夫”字样的印章，还有手枪和战刀。当时部队根据这些东西，加上肩章判断，认定击毙的就是绥西警备司令官水川伊夫。消息报上去，五原城里士气一下振奋起来，这场仗成了傅作义部那段时间少有的大胜仗，张汉三后来也升了团长。战刀后来交给101师师长董其武，印章等物品作为证据上报。 后来中日双方学者查资料，发现情况没那么简单。日本方面的档案和水川依夫本人的履历显示，1940年3月他确实从五原撤退，先到安北，被日军接应到包头，不久调回日本内地。战后他继续在日本政府部门干过福冈县商工课长、冲绳县警察部长等，1945年后转到农林省、总理府相关岗位，晚年住在横滨。印章可能是副官长沼一郎保管的——长沼是察南警察学校警佐，水川的副官，也是日籍警察，当时副官部就几个人，印章常由下属拿着用。日本人用印习惯多，个人印、便印、公印分得清，公务时下属也能盖。水川依夫这个名字在早期报道里也常写成“水川伊夫”或“水川信夫”，可能是辨认汉字时出的差错，日本名字里“依夫”少见，“伊夫”“信夫”常见。 所以当时认定击毙水川，主要靠缴获物品和战场判断，宣传上也需要鼓舞士气。后来学术界根据日本档案、履历对照，才搞清楚水川本人没死在五原，被击毙的更可能是他的副官或随行军官。历史就这样，战场上信息不对称，缴获的东西有时候也会误导。傅作义部这次仗确实打得漂亮，把日军赶出绥西，此后日军再没大规模进犯河套地区。水川依夫回国后也没再回中国战场，晚年过得平静，1985年那条消息传到中国，才又把这段旧事翻出来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