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国民党特务向戴笠揭发李时雨可能是地下党员。可没想戴笠听闻此事后，却是扑哧一笑：“在座的所有人都可能是地下党，唯独他李时雨不可能。” 1946年的那个下午，军统局内部会议室的空气几乎是凝固的,特务沈维翰把一叠厚厚的卷宗重重拍在桌面上，指控的矛头直指军统少将组长李时雨,沈维翰列举的罪状极其具体：亲属有通共嫌疑，且此人在军统核心系统里竟然查不到原始潜伏档案。 这就好比你在甚至连苍蝇都分公母的特务窝里，发现了一个没有过去的人，面对这近乎确凿的质疑，特务头子戴笠的反应却出乎所有人意料，他没有暴怒，反而是扑哧一笑，指着那位已经在敌营心脏潜伏了15年的“心腹”。 说出了那句后来被无数史学家反复咀嚼的定论：“在座的皆可疑，唯独他李时雨不可能”这并非戴笠愚蠢，而是李时雨用整整15年时间，精心构建了一个关于“贪婪”和“酷吏”的完美闭环。 就在这场指控发生前不久，李时雨刚刚在肃奸行动中交出了一份满分答卷，他一口气提供了上百名汉奸的藏匿地址和作息规律，并亲自带队抓捕，在戴笠看来，这种对他人的狠辣和对功名的追逐，就是最好的投名状。 他甚至觉得沈维翰简直是糊涂，一个能把汉奸往死里整的人，怎么可能是讲究宽大处理的共产党，但这恰恰是李时雨最高明的地方，他不仅是在潜伏，更是在对戴笠进行一场长达十数年的“逆向心理工程”。 1939年，当李时雨刚刚打入汪伪政权时，他就精准地抓住了那个时代特务阶层的心理软肋：一个人如果不贪财、不好色，那他一定有更大的政治野心，于是这位曾经的南开中学高材生、北平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开始在上海滩把自己活成一个笑话。 他天天泡在酒楼舞厅，跟汉奸头目称兄道弟，挥金如土，甚至连他的妻子孙静云都被拉入了这个局，要在外人面前配合他演一出“夫荣妻贵”的庸俗戏码，这种对名利近乎病态的追求，成功麻痹了汪伪二号人物陈公博，也骗过了戴笠。 他们一致认为，共产党给不了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李时雨就是靠着这层“贪财”的保护色，堂而皇之地当上了陈公博的亲信，甚至连陈公博未签发的绝密文件，秘书莫国康都要先呈送给他过目，如果说“贪婪”是他的盾，那么“法律”就是他的矛。 与那些只会打打杀杀的粗人不同，李时雨通过法学专业背景，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叫“高智商破坏”有一次营救被捕同志冯骥，他根本不需要动用武力劫狱，他利用伪法院书记官长的身份，先是调走卷宗，然后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 接着，他利用当时日军轰炸的混乱，谎称档案毁于战火，并逼迫下属背锅，最后，他两手一摊，引用法律条款“无卷宗即无证据”堂而皇之地当庭释放了同志，这才是潜伏的最高境界：利用敌人的规则，合法地摧毁敌人，这种在刀尖上跳舞的日子，李时雨过了太久。 早在1939年，他受命从天津租界运送组织急需的电台机件，他居然敢借用伪法院院长的汽车，把违禁品藏在后备厢，到了关卡，他手里举着日本特务机关的派司，甚至在换乘三轮车时故意挺直腰板，摆出一副“谁敢查我”的嚣张劲头，他赌赢了。 日军哨兵那种对特权阶级天然的畏惧，让他带着电台大摇大摆地闯了过去，哪怕是在汪伪内乱的间隙，他都能趁乱偷出司令部印章，批条子从军火库搞出一批武器送给新四军，可以说，戴笠眼中的这位“党国干将”。 白天在军统大楼里骂共产党骂得比谁都凶，晚上回家却关起门来，看着妻子把情报塞进挖空的肥皂里，通过交通员送往根据地，这是一种怎样分裂的人生，从1908年出生在黑龙江，到1926年在北京接触十月革命思想。 再到1931年因愤怒于“九一八”不抵抗政策而入党，李时雨的底色从未变过，他在1934年被国民党派往东北“剿共”时，就敢反向利用职务宣传抗日，在天津被日军严刑拷打时，硬是一个字没吐，还能组织狱中暴动越狱。 正是那次越狱后的深谈，让他决定由明转暗，把自己变成一颗生锈的钉子，死死钉进敌人的骨头里，但所有的伪装，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支点，对李时雨来说，这个支点竟然就是戴笠的“信任”。 1946年，这个支点崩塌了，戴笠死于空难，李时雨最大的护身符瞬间失效，接管军统的毛人凤本来就与戴笠不和，失去了戴笠偏执背书的李时雨，迅速被清算机制捕获，那个曾经让戴笠深信不疑的“自己人”最终还是被关进了监狱。 这或许是命运对他身份的一种另类“认证”没有了保护伞，他作为共产党员的獠牙终究藏不住了，直到1949年，国民党败局已定，李时雨才被保释出狱，并在随后归队，当他终于脱下那身穿了15年的国民党军装。 换上解放军的制服时，他提笔写下了“敌营搏斗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回望1946年那场会议，戴笠那一声自信的“扑哧一笑”最终成了历史对那个腐败体制最响亮的一记耳光。 信息来源：李时雨：戴笠身边的“上校组长”，我党潜入汪伪核心的“窃听器”——党史博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