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七十多岁老人，攒了多半辈子的钱，图的是稳当，在同一家保险公司，同一个业务员，连着买了四份理财险，说五年可取，都兑现了。第五份，业务员催着当天必须签，说一样，五年后连本带利拿回来。老人刚办完大哥的丧事，心力交瘁，但基于信任，还是刷了200万。有一次，老人心衰住院，出院那天翻合同，才看清一行小字：被保险人年满105周岁时一次性给付本金。老人摘下眼镜，算了半天，离105岁，还得32年。老人怀疑被骗，找原来的业务员，微信不回，找公司，说退保没多少。无奈，老人将保 险公司告上法院。法院判了。 老李早年做点小生意，攒下些积蓄，有一天，一个姓周的业务员敲开了他家的门，说是社区搞金融知识普及，送米送油，顺便讲讲怎么让钱不贬值。 周业务员三十出头，嘴甜，进门就喊李叔，也不急着推销，坐下陪着聊了半小时的养生。 那天老李留他喝了杯茶，往后的日子，小周逢年过节都来，带点水果，帮看看水电。 李先生嘴上不说，心里觉得这孩子实诚。 就是这份实诚，让李先生陆续签下了四份理财型保险，每一份小周都说是“银行合作的产品，到期可取，随用随取，比定存划算”。 合同他翻过，厚得像块砖头，小周指着关键地方念给他听：“您看这儿，五年后随时能取，本金红利一块儿到手。” 李先生信，他不懂那些密密麻麻的条款，但他懂人。 2024年6月底，小周又来，这次比以往都着急，说公司月底冲业绩，有一款“长 寿保险产品计划”，名额稀缺，额度一千万，先交两百万占个位置，五年后全额返还，每年还能领分红。 李先生犹豫了几天，那阵子他刚送走老家的亲哥，连着奔波半个多月，回来整个人瘦了一圈，血压也高了。 小周的电话一天几个打来，语气里带着恳求：“李叔，就差您这一单了，帮帮侄儿。” 6月30号下午，李先生把签好的合同递过去，银行卡当场刷了两百万挂零。 签完他就住院了，心衰，老毛病，医生让静养。 直到七月下旬出院，坐在客厅翻那摞合同，才一个字一个字看进去。 “1000万本金要等到李先生年满105周岁才能支取，五年后只能每年领取少量红利……” 李先生的眼镜从鼻梁上滑下来，他算了一下，到105岁，还得三十多年。 他把合同翻来覆去看了三遍，确认没看错，那些小周念过的“五年可取”，合同里从头到尾没写。 他试着拨小周的电话，不接，发微信，不回。 去公司柜台，接待的姑娘客气地告诉他：退保可以，按现在的现金价值，两百万只能退一小部分。 接下来，老李找了保 险公司协商，但双方未达成和解。 2024年10月，老李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撤销合同，退还保费200万元。 面对指控，保 险公司坚称业务员已离职，口头承诺无据可查。 关键是，老李是成年人，其签署了合同系个人自愿，无任何胁迫、欺诈，依法应当认定合同有效。 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司法实务中，欺诈的构成，需要有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并且因此导致对方作出错误意思表示。 法院指出，业务员明知道老李的需求是五年内支取本金，也明知合同根本没有五年支取本金的条款，却仍然作出“五年可取”的承诺。 最关键的条款“105岁才能领到全款”被刻意淡化甚至隐瞒，这不是疏忽，是故意。 《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而一百零五岁才能支取本金，这样一个足以左右投保人决策的关键信息，业务员讲解时刻意简化，回访电话里不问，显然不能据此抗辩免责。 老李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他看到前四份合同都是五年可取，业务员用同样的措辞推销第五份，他的认知是连贯的，认为条款应该大差不差，是合理的。 这种认知错误不是他自己不小心造成的，是被系统性地诱导出来的。 而老李就是基于这种错误认识，才会去签署合同，并交付200万元。 法院认为，保险公司的欺诈成立。 此外，《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 保险公司主张老李签合同时即应知晓条款，撤销权早已过期。 但法院认为，老李住院期间无暇细看合同，出院后才翻到关键条款，此时才是“应当知道”的起算点，截至起诉时，并未过1年撤销权行使期限。 最终，法院判决撤销这份保险合同，并判决保险公司退还2000010元的保险费。 对此，您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