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10日，68岁的伪上海市市长、大汉奸、大卖国贼傅筱庵，凌晨三点参加完汪伪政府聚会后回到自己的官邸。跟随了他20多年的仆人朱升耐心哄他睡下，等所有人都睡觉后，朱升拿了把菜刀悄悄地推开了傅筱庵房门。 这个夜晚，上海法租界灯火依旧，却没有人注意到朱升悄无声息的举动。两年前的1938年春天，傅筱庵接下了日方交给他的职务，出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从此踏上彻底的卖国之路。 他配合日军清查抗日学生，在公共场所换上汪伪旗帜，还参与推行敌伪政策，被不少上海市民视为日方代理人。他出入皆有日军宪兵护送，官邸内更是层层警卫，墙头布有电网。军统曾三次试图炸死傅筱庵，全数失败。 每次失败后，军统上海站负责人与戴笠通电汇报，戴笠回得极为冷静：敌人不是无懈可击，只是我们找错了入口。 军统改变思路。军统特工在法租界的茶馆与朱升碰上，几次接触下来察觉其内心早有裂痕。 朱升的父母在1920年代被日资工厂剥削致死，他本人也曾在日军宪兵队手下做杂务，见识过他们如何凌辱中国人。 他对傅筱庵一直怀有矛盾——傅家收养了他，但傅筱庵的卖国行径让他越来越无法接受。他在厨房准备傅筱庵的饮食时，心里常想着这些年的事，想到那些被拉去刑场的学生，他心如刀绞。 1940年9月初，傅筱庵频繁出席汪伪高层会议，回到家中时警戒也常有松懈。10月10日这天，是日本方面在上海举行庆典后的深夜聚会，他喝了酒，吃了药。 朱升看准时机，行动果断。他没大声喊冤，也没留下只言片语。他只是像每天那样，把傅筱庵扶上床，又像平常那样进厨房洗了刀。 那一夜后，傅筱庵的官邸门前静悄悄。 负责保卫的宪兵连夜戒严全市，伪政权内外恐慌扩散。 傅筱庵被除掉后，日伪高层震怒，增加对上海的控制，搜捕行动连日不断。朱升早在凌晨离开，通过租界的熟人安排，搭上去往内地的车队，数周后隐身于重庆。 这件事虽未被大张旗鼓地宣扬，却极大鼓舞了敌后抗战士气。戴笠后来在给蒋介石的内部汇报中称：“非利器之所能，唯信义可通其缝。” 指的正是这场看似简单的仆人复仇，实则是情报系统深耕布局的典范。 傅筱庵的死，不是暗杀的终点，是敌后斗争新的起点。上海百姓开始传颂这个夜晚，一个平凡人，用一把厨房菜刀在历史上留下了血书。 朱升再未出现于公众记录中，但他的那一夜，永远留在中国抗战史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