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士兵江国庆强奸女童被判死刑，枪决前江国庆咬牙切齿地诅咒说：“人不是我杀的，我是冤枉屈打成招的，我一定要化为厉鬼向害我的人索命！”十四年后，真正的凶手落网，法院却判真凶无罪当庭释放。 1996年9月12日，台北市公馆空军作战司令部内，5岁的谢姓女童被发现陈尸在餐厅厕所外水沟旁。法医解剖证实，女童先被闷死，后遭钝器插入下体造成撕裂，手段极其残忍。 军营内发生如此恶性案件，舆论哗然，李登辉当局严令军方“高效率”破案。台空军成立项目小组，很快锁定了士兵江国庆——只因他测谎未过，成了头号嫌疑人。 审讯室里，正义的天平早已倾斜。江国庆后来翻供时说，他被连续刑讯逼供49小时，不让睡觉、不让吃饭，还被迫观看女童尸体解剖录影，在长官指导下“演出”犯案过程。 “他们把我吊起来打，用香烟烫，逼我承认没做过的事。”江国庆在法庭上声泪俱下，却只换来法官的冷漠，“认罪就判你死缓，不认罪立刻枪决”的威胁萦绕耳边。 10月4日，台空军以江国庆“认罪”宣布破案，仿佛已经给这起惨案画上句号。可没人知道，这只是另一场悲剧的开始。 11月5日初审，江国庆当庭翻供，控诉刑讯逼供，却被法庭以“认罪态度不佳”驳回。12月26日，他被判处死刑，距离案发仅三个半月，效率“惊人”。 1997年3月，台“国防部”复审，罕见地以“证据不足和江国庆被逼供”为由，撤销判决发回重审。这本是纠正冤案的契机，却成了司法闹剧的延续。 空军作战司令部竟将此案交给初审时相同的三位军法官审理。6月17日，江国庆再次被判处死刑，8月13日午夜，死刑执行令下达。 最后一餐有豆干、卤蛋、鸡腿和参茸酒，江国庆一口未动，只要求写遗书。注射麻醉时，他咬牙切齿留下那句诅咒，凌晨2点，21岁的生命戛然而止。 讽刺的是，就在江国庆死刑前三个月，1997年5月4日，另一名士兵许荣洲在台中市保龄球馆厕所性侵6岁女童，当场被捕。审讯中，许荣洲竟主动承认：“空军作战司令部的女童奸杀案也是我做的！” 可军方对此置若罔闻，甚至销毁了许荣洲的自白笔录，理由是“不想影响江国庆案的判决”。人命在权力面前，轻如鸿毛。 许荣洲因性侵6岁女童被判15年，在狱中又多次向狱友、辅导官承认自己是谢姓女童案真凶，却始终无人理会。 直到2010年，台湾“监察院”公布调查报告，认定江国庆遭刑求自白，许荣洲才是真凶。证据链清晰：DNA比对吻合、作案手法一致、许荣洲对案发现场细节描述精准到只有凶手才知道。 2011年，全案重启调查，江国庆沉冤终于有了昭雪的希望。9月13日，台防务部门北部地区军事法院再审判决江国庆无罪，这是台湾“冤狱赔偿法”修正为“刑事补偿法”后的首例冤案赔偿，江家获赔9282万元新台币。 可更荒诞的剧情还在后面：真凶许荣洲因“超过追诉时效”，被法院判决无罪当庭释放！理由是谢姓女童案发生在1996年，而台湾刑事案件追诉期为15年，2011年已过时效。 这个判决让江家悲愤交加，也让公众哗然。江国庆的母亲哭着说：“我的儿子冤死了十五年，真正的凶手却能逍遥法外，这是什么天理？” 更令人发指的是，当年刑讯逼供的军官们，仅受到“记过”“申诫”等轻微处分，没有一人因冤杀江国庆被追究刑责。陈肇敏等6名涉事高官后来被判赔偿江家5955万元新台币，却至今未执行完毕。 江国庆的父亲江支安，在儿子死后独自一人四处喊冤，整整十五年，头发熬白，背也驼了，却屡屡碰壁。“江国庆被枪毙，民心大快，谁会相信一个‘凶手’的父亲？”他在接受采访时老泪纵横。 2011年9月13日，江母捧着儿子的遗像，站在法院门口，看着“无罪”判决，喃喃自语：“国庆，你可以瞑目了。”可这句迟到十五年的“无罪”，怎能换回一个鲜活的生命？ 这起冤案暴露了台湾军法体系的致命缺陷：权力干预司法、刑讯逼供泛滥、证据规则形同虚设、纠错机制失灵。在“破案压力”和“长官意志”面前，法律尊严被践踏，人权保障成空话。 更讽刺的是，真凶许荣洲早在1997年5月就因性侵6岁女童被捕并自承谢姓女童案，却被军方刻意隐瞒。如果当时有人重视，江国庆或许不会枉死，正义也不会迟到十五年。 当权力失去制约，当司法沦为工具，普通人的生命可以轻如鸿毛，而“正义”二字，也会变得苍白无力。 2018年，台湾通过“江国庆条款”，针对死刑冤案受害者家属提供额外赔偿，可再多的金钱，也无法弥补一个家庭的创伤，更无法唤醒沉睡的正义。 江国庆那句“化为厉鬼索命”的诅咒，或许永远无法实现。但正义可能迟到，却绝不能缺席；司法必须独立，权力必须被关进笼子。 今天，当我们回望这起惨案，不仅要为江国庆惋惜，更要警惕权力对司法的侵蚀，坚守“无罪推定”“证据裁判”等法治底线，不让悲剧重演。 江国庆的生命定格在21岁，可他的故事，应该成为每个法律人的警钟，提醒我们：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