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抛出惊人言论：“一个社会如果将溜须拍马视为情商，把利益输送视为协调能力，把打压有能力但‘不合群’的人作为打击人的主要手段，把虚伪的道德作为绑架他人的圣经，那么这个社会的信仰将被彻底掏空。”字字诛心，发人深省！ 复旦大学教授王德峰早已撕开了当代社会最大的“遮羞布”，振聋发聩地直言：“今日之中国纵欲汹汹，各种欲望，各食其能，各谋其力，如果一个民族的民风，伴随着重功利、轻道义，这个民族将内不能安，外不能立……” 两位大佬的话犹如两面镜子，叠加在一起，清晰照出了当下中国人价值观的微妙变迁——重金钱、轻道义，把投机取巧当智慧，把坚守底线当迂腐。 钱，这个中性的东西，正在给我们的社会性格“染色”。俞敏洪自己也承认，最初办新东方就是为了赚钱。挣钱没错，但他后面的话更关键：钱本身没属性，但“深刻的人会因为有钱而变得更加深刻，浅薄的人会因为有钱变得更加浅薄”。 这话太值得琢磨了。当整个社会的注意力都被“赚钱”这个目标虹吸过去时，它放大的是我们的深刻，还是浅薄？恐怕很多时候，是后者。 我们是不是陷入了一种“进步强制”？好像不停下脚步地追逐更高、更快、更强，才是唯一正确的人生脚本。从小就被灌输“先苦后甜”，像上了发条的机器，为考学、为升职、为房贷拼命。 可拼到最后，目标达成了，心里却空落落的，不知道接下来该为什么而活。 我们把外在的量化标准，分数、薪资、房产，当成了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尺子，却弄丢了那把丈量内心丰盈与安宁的尺子。 当功利成为主流思维，信任就成了最稀缺的奢侈品。王德峰教授一针见血：“信任被透支了，被消耗了，剩下的只有怀疑！” 这句话道出了多少人内心的不安。 你看现在的网络空间，本该是交流思想的广场，却常常沦为“对立的宣泄场”。 一些争议事件，比如之前某餐饮品牌与网红的预制菜争论，最初公众对食品安全的合理关切，很快就在“流量至上”的算法裹挟下变了味。 情绪化的攻击取代了理性讨论，人身围剿淹没了问题本身，最终没有赢家，只留下被撕裂的信任和充满戾气的环境。 甚至有人为了自我锻炼，在早高峰的地铁车厢里公开演讲，忽视了周围乘客被迫“围观”的烦躁。 这种“我的自由优先于你的舒适”的做法，正是公共边界意识模糊、只重个人目标的表现。 那么，路在何方？难道我们就困在这个“内不能安”的局里了吗？或许，解铃还须系铃人，答案就在我们对“意义”的重新寻找上。 俞敏洪在反思中提到了“家国情怀”。他认为，真正的精英不是利己主义者，而是那些能自我成长又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人。 他甚至说，一个只关注自己利益的人，无论多成功，都不能算精英。 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超越纯粹功利的目标维度。人生的价值，除了“得到什么”，还应包含“贡献什么”。在帮助他人、连接更广大世界的过程中，我们生命的宽度和厚度才能得以拓展。 而王德峰教授，则给我们指了一条更贴近生活、更易践行的“小径”。 他说，要培养一点“癖好”。这癖好不是什么宏大事业，可能就是安静地看一次日落，耐心地种活一盆花，或者吹一首生涩的口琴曲。 这些事在功利的标尺上毫无位置，但它们真实，能让你从忙碌的“进步”齿轮中暂时脱身，获得片刻的喘息与安宁。 正是在这种安宁中，我们才有可能倾听内心的声音，触摸那些被忽略的、微小而真切的生命意义。 说到底，俞敏洪和王德峰两位的话，像一声声响亮的警钟。他们不是在简单地批判，而是在焦急地呼唤。 呼唤我们警惕那个被功利主义完全主导的未来，呼唤我们在追求物质丰裕的同时，别忘了养护精神的绿洲。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能让深刻的人因财富而更显光华，而不是让浅薄者因金钱而愈加张扬；应该能容得下脚踏实地的“不合群”者，而不是让圆滑世故大行其道。 这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微小反抗”。反抗那种“只问利弊、不问对错”的思维惯性，在关键处守住一点底线；反抗那种无处不在的攀比焦虑，在自己的节奏里找到安心；反抗网络空间的暴戾之气，多一份理性与同理心。 当我们开始珍惜诚信胜过算计，欣赏正直胜过圆滑，追求内心的丰盈而不只是账户的数字时，那被掏空的信仰，才会一点点重新生长回来。 就像王德峰教授所言，意义在于寻觅的过程本身。不妨我们都问问自己：除了功利的目标，我的人生，是否还守护着一些看似“无用”却让我感到真实的“意义”？你的答案，就是这个社会未来风貌的一粒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