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明了西北300多个井的Decker Eveleth在外交政策杂志上评论了一下美俄退群的事儿，随着人类的核态势从楚汉争雄变成三国演义，并且朝着新三国的状态俯冲，这位小哥写了点美国的诉求和30年代的核风险相关的事儿。
翻译这篇文章是因为他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他认为和美俄不同，中国的核兵器是为了核实战而部署的，大量地的TEL会被伪装或者隐藏在山区秘密隧道里，在隐蔽状态等待核反击。与之相对的，美俄的核兵器则是在80年代技术因素下“光明正大”地部署在井、机场和核潜艇里。这使得第二炮兵的官兵们天然抵触New Start式的互相透明核查。而目前的特朗普政府“自以为是”，要求建立与中国的无法接受的美苏式核查机制，这会让谈判无从谈起。
原文翻译如下：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美俄两国现存的唯一一项重要军控协议，如今已宣告失效。尽管一直有人提议延长该条约或协商某种临时协议，但人们对于延续该条约的兴趣已大幅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华盛顿方面对俄罗斯遵守条约情况愈发持怀疑态度，而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明确表示要建立自己独立的新型军控框架——该框架将包括中国。随着《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失效，美国和俄罗斯不再受到任何法律限制来扩充其核武库。这种扩充的具体形式尚不清楚。不过，存在一些实际的限制因素，而且目前美国和俄罗斯都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来以任何显著的方式利用限制措施的取消。两国都在努力推进核力量和生产设施的现代化进程。尽管两国都可以利用现有的核武库来增加部署的导弹数量，但目前双方都无法进行冷战时期的那种军备竞赛。即便中国—在过去十年里一直在全面推进其核武器系统的现代化进程，如今也面临着延误的情况。例如，美国国防部最近发布的有关中国军事实力的报告就指出，中国目前正面临建造用于生产钚的快中子增殖反应堆的困难。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失效所带来的最令人担忧的后果，并非是美国和俄罗斯在短期内会大幅扩充其核武库。真正的问题在于，从长远来看，美国和俄罗斯可能会以其他方式调整其军事力量，从而破坏现有的任何相互信任，并使未来重新启动军控进程变得更加困难。人们往往容易忽略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和俄罗斯的核力量体系——包括武器的分类方式、部署地点以及备战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数十年的军控条约机制所塑造的。这些条约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违规行为并提高责任落实程度。从 1972 年开始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以及之前的各项条约都设定了详尽的限制和定义，旨在确保对双方遵守情况的核查是可行的。这些规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验证工作过去很困难，现在依然如此。在冷战时期，通过国家技术手段进行远程检测既昂贵又缓慢，而且质量也不高。即便进行现场检查，也始终存在导弹可能被隐藏、移动或伪装的风险。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军控条约对诸如导弹基地等事项制定了明确的定义，要求双方公布其位置，禁止在未申报的区域部署导弹，并且根据《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禁止故意隐瞒核力量给对方的监视卫星看。当时，这些规定并未显著降低移动核力量的生存能力，因为当时可用的技术无法迅速对战场上的导弹进行追踪。而如今，情况已大不相同。政府和商业的遥感能力在技术上比冷战时期要先进得多且更加可靠。网络武器的进步又增添了一层新的风险：现场检查可能会暴露生产或部署基础设施中的漏洞，而这些漏洞日后可能会被利用。如果一方认为另一方会以这种方式利用透明度措施来巩固其核霸权地位——俄罗斯和中国曾多次对美国提出这一担忧——那么即便透露任何信息，也可能对一个国家抵御核先发制人的攻击的能力构成严重威胁。合理的应对方式应该是完全封锁核力量，使其不受外界观察。这些正是促使中国制定核政策的考量因素。由于不受任何军控条约的约束，中国在发展核力量时不受任何核查机制的限制。与美国和俄罗斯不同，美俄会公开宣布并展示其核力量的部署位置，而中国则通过隐匿、欺骗和保密的方式来确保其核武库的生存能力。例如，它会将机动部队伪装成厢式货车（或者，有趣的是，邮政货车），并利用专门建造的秘密隧道来存放其洲际弹道导弹——这些做法都会被视为违反《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如果没有一项限制此类模糊行为的军备控制条约，美国和俄罗斯就可以自行采取类似的措施。例如，如果俄罗斯认为美国的远程探测技术进步威胁到了其机动部队的生存能力，那么它可能会效仿中国的做法，改变其驻扎和运作方式，从而采取此前被禁止的行动——比如更频繁地移动其核力量、从未公开的地点进行运作，或者隐藏其部署核弹头的种类和数量。如果有关后续条约的谈判拖延不决，或者特朗普执意将中国纳入谈判进程，那么这些问题将会凸显出来。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在周五时明确指出：“我们明白这个过程需要时间。过去的协议，包括《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都是经过数年谈判达成的，并且是建立在数十年先例基础之上的。而且这些协议涉及的也是两个国家，而非三个或更多的国家。”如果要由三个国家来协商一项新的军控条约确实需要数年甚至更长时间，那么这个军控协议的制定窗口可能已经关闭了。这种状况持续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导致双方从旨在最大限度确保核查的立场，转向本质上难以核查（甚至可能是有意为之难以核查）的立场。而这些变化反过来又会引发更多的不信任，因为旨在提高机动部队生存能力的努力可能会被解读为试图掩盖部队规模或完全逃避监控的行为。其结果将会形成一个信任的恶性循环，这将使未来的任何军控措施变得更加困难。试图牵制中国会使整个过程陷入停滞，因为美国很可能会要求建立与中国的当前部署方式根本不符的核查机制。这些问题解决起来并非易事。实际上，鉴于追踪机动部队的技术进步以及网络武器的开发，这些问题或许根本无法解决。如果就连有关敌方核力量的最普通信息如今都可能成为攻击手段，那么如何确定哪些信息可以安全披露就变得异常困难了。最终，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失效所引发的最大风险，并非在于核弹头数量或运载工具数量的减少，而在于美俄之间信任的逐渐丧失，再加上不断变化的技术现实促使双方改变策略。这种局面的发展态势难以预测。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制定未来的军控条约将会比特朗普政府所预期的要困难得多。正如鲁比所说，这是一个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的过程。我们应当做好准备，因为新的军控条约可能需要十年时间才能生效，而在此期间所有主要的核国家可能会变得更加回避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