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对峙到了今天，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似乎已然摆在了明面上，日本对于中国的不满似

中日对峙到了今天，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似乎已然摆在了明面上，日本对于中国的不满似乎不仅仅只是在日本政府这么一个领导层上，日本本土内的公民似乎都对中国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仇恨。 19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的那几年，东京街头的高楼还在，但光鲜外表下已经裂痕密布。股市暴跌，土地价格腰斩再腰斩，许多人一夜之间从中产滑向负债。企业开始裁员，年轻人毕业后找不到正式工作，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那时候的中国还在加速追赶，工厂流水线24小时运转，港口吞吐量一年比一年惊人。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这种对比变得更加刺眼。中国的高铁里程、5G基站数量、新能源汽车销量、锂电池产能，都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压倒性优势。日本曾经引以为傲的汽车、家电、精密制造领域，市场份额被快速蚕食。丰田、本田、日产在电动化赛道上明显落后，比亚迪等品牌已经占据显著位置。半导体供应链的竞争同样激烈，日本企业感受到来自台积电、三星以及中国厂商的多重挤压。经济焦虑像慢性毒药，慢慢侵蚀社会情绪。 这种焦虑没有停留在企业财报里，而是迅速转化为普通人的生活实感。工资多年不涨，房租和物价却持续攀升，养老金缺口越来越大，老龄化让整个社会负担沉重。年轻人刷到网络帖子，看到“中国抢走日本饭碗”“中国威胁日本生存”这类标题，点赞转发成了最简单的发泄方式。失业或工作压力大的群体尤其容易被这类内容吸引。 外部竞争对象成了转移内部矛盾最方便的出口。民调数据一次次给出答案：日本民众对中国“没有亲近感”或“较没有亲近感”的比例长期维持在80%以上，有的年份甚至逼近90%。这种看法已经跨越年龄层，从20多岁的大学生到60多岁的退休老人，都能在不同程度上找到共鸣。 再往前追溯，情绪的根基其实早在学校阶段就埋下了。初中历史教材对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描述，通常是“日军夜间演习时遭遇不明枪击，双方发生冲突”。南京1937年12月的情况则多用“南京事件”四个字概括，只说“大量中国军民死亡”，后面加一句“遇难人数存在不同说法，目前仍在研究”。这些表述经过文部科学省审定，出现在东京书籍、教育出版、山川出版社等主流教材中。 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一些团体持续推动修改历史叙述，强调摆脱所谓“自虐史观”。几十年来，这种倾向逐步影响多版教材，青少年在最容易形成世界观的时候，接触到的就是经过大幅稀释的历史版本。等到他们长大成人，再看到国际新闻里的相关话题，自然会觉得“中国老是翻旧账”。 媒体在其中扮演了放大器角色。每年8月6日和9日，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纪念活动占据电视和报纸主要版面。和平钟声、烛光晚会、幸存者证言反复播放，强调日本民众承受的巨大苦难。亚洲其他地区在战争中的经历则很少被详细提及，或者仅用一句“多国同样遭受战争损害”带过。这种单向叙事让很多人习惯于把自己放在受害者位置。 2010年钓鱼岛附近船只碰撞事件发生后，日本电视台反复播出经过剪辑的画面，突出中国渔船的移动轨迹，配以“危险接近”“主动冲撞”的解说词。公众情绪迅速被点燃。类似选择性报道在之后十多年里反复出现，中国个别产品质量问题能连续多日成为头条，中国技术突破则较少正面呈现，或被附上“技术来源存疑”的备注。长期单一信息输入，让偏见在不知不觉中变成默认认知。 如今，这种情绪已经从线上走到线下，从键盘走到现实。东海和台湾议题的敏感度持续上升，部分民众在调查中明确表示在特定条件下支持动用武力。网络右翼账号发布的帖子动辄获得数万点赞和转发，年轻人刷到后顺手互动，形成恶性循环。日本社会并非没有不同声音。 一些历史研究者坚持用档案和证人证言还原事实，市民团体常年举办讲座、翻译资料、组织展览，试图让更多人看到完整记录。但这些努力在主流传播渠道中越来越边缘化。政治风向趋于保守，教科书审查标准放宽，理性讨论空间被压缩。 两国经济联系却紧密到难以切割。中国连续多年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之一，日本企业在华投资规模仍然庞大。供应链相互嵌入，民间往来本应成为缓和误解的桥梁。可信息茧房太厚，偏见传播速度远超理性声音。普通民众在这种长期对峙中承担的代价越来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