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28岁的谢津洗完澡后，从23层高楼一跃而下，临终时，她躺在母亲的怀里，说：“妈妈，我好后悔。万万没想到，毁掉她的居然是她打了别人“一巴掌”。 1971年出生在天津的这个女孩，父亲拉小提琴，母亲教声乐，4岁就跟着练嗓，15岁在希望杯翻唱天津我心中的明星，从几千人里拿下第二名，很快在当地乐坛被注意到。 高中还没毕业，专辑摇荡的歌和劲歌女侠接连问世，母亲成了经纪人，带着租小房子闯北京，用自己的人脉替女儿找舞台。 18岁站上亚运晚会舞台唱亚运之光，后来在大型巡演里与那英、毛阿敏同台，很快签进唱片公司，又凭说唱脸谱登上重要晚会，一炮而红。短短几年，各种演出和专辑接连不断，声音清亮又有劲儿，让观众和业内都记住了这个名字。 成名太快，脾气也硬。母亲一路高压式管理，把全部心血压在女儿身上，对文化课可以放宽，对专业和形象却近乎苛刻。 谢津很早就尝到掌声，处事却少了几分转圜，在圈里留下性子直、说话冲的印象，和不少工作人员结下心结。 真正改变命运的是那场被寄予厚望的个人演唱会。谢津一再叮嘱主办方音响不能出差错，却遇上伴奏忽大忽小、杂音不断，观众听不清歌声，整场效果一塌糊涂。 退场后找负责人理论，得到的只是推诿和敷衍，再加上此前和音响前辈的争执，一句话点燃积压多年的委屈，一记耳光扇了出去。 那一巴掌在谢津眼里是替作品和观众出气，在对方和公司看来却是当众羞辱，而被当成普通技术人员的老人，实际还是幕后股东。 很快，工作安排锐减，宣传缩水，大型晚会不再有邀请，曾经的红人变成排在后面的名字，只剩零星商演可以接。 事业跌落带来的，不只是收入的骤减，还有来自家里的连番责难。母亲无法接受多年栽培的希望之星因为一时冲动断了前路，责怪声音一天比一天重，后台当众训斥的场面也不止一次。 外面要硬着头皮维持专业形象，回到家还要面对无休止的指责，长期高压之下，情绪一点点被掏空，抑郁悄悄逼近。 1999年情人节那天，崩溃终于把人推到边缘。洗完澡，谢津换上粉色毛衣，靠在母亲怀里，说自己真后悔当年的那一耳光，没想到会造成这么大的后果，也许这辈子都回不去了。 等父母稍一走神，这个只活了28年的身影从二十三层高楼一跃而下，留给世界突如其来的沉默。 噩耗传出，媒体刊登讣闻，同行和前辈发声惋惜，有人为她办纪念演唱会唱起说唱脸谱时哽咽失声。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个名字背后的故事，有人感叹艺人更需要情绪托底，有人反思行业对性格尖锐者的不宽容，还有人从母女关系里看到长期高压造成的裂缝。 从被母亲牵着上台的小女孩，到与一线歌手并肩的歌坛新星，再到被一记耳光推下坡路的歌者，一路走来，舞台上光芒耀眼，生活里却布满看不见的伤口。 说唱脸谱仍在舞台和电台被反复播放，观众记住了那副高亢有力的嗓子，也记住了一个在28岁之前就用尽全部力气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