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日尔、荷兰、巴拿马事件相继给中资企业海外投资敲响了警钟。 如果还天真以为国际法能够保护中资企业的跨国利益，以为日益崛起的中国能够给予保护或者让违规者有所忌惮，那就大错特错。 近段时间，中资企业海外投资经营接连遇到外部挑战，经营环境出现明显波动。 尼日尔方面对中资石油项目采取管控措施、驱逐相关管理人员；荷兰对部分中资控股科技企业实施经营限制，影响企业正常管理决策。 巴拿马最高法院裁定长和系港口特许经营合同违宪，相关权益面临调整。一系列事件让不少出海企业感受到压力，也引发了市场对海外资产安全的讨论。 仍有不少人抱有期待，认为成熟的国际商业规则、国际法框架能充分保障海外投资权益，也认为国家综合实力提升自然会换来外部市场的尊重。 但现实表明，仅靠商业契约与单向的合作善意，并不足以应对复杂的国际地缘与政策变动，海外投资的权益保障，需要更务实、更全面的应对思路，也需要清晰的风险应对与权益捍卫举措。 回顾近代全球贸易与殖民扩张的历史，西方国家早期的海外拓展，确实伴随着军事力量、商业贸易、文化传播的多重联动，军事存在为商业利益提供了底层保障，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 然而放到当下国际环境中，这一逻辑并未完全失效：资本与投资的安全，从来不是单纯依靠合同条文就能实现的。 很多中企带着资金、技术与合作诚意出海，参与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带动就业与税收，推动东道国经济升级。 比如在尼日尔，中资石油项目历经多年投入，帮助当地实现石油产业从无到有、从进口转向出口，创造了长期经济价值。 但当东道国面临财政压力、政权更迭或外部压力时，部分国家会优先选择以行政、政策手段调整合作协议，甚至单方面改变合作规则。 在这类场景下，单纯的商业合同、国际法条文，往往难以快速、有效地约束单方违约行为，善意的合作姿态，若缺少配套的风险防控与权益反制手段，很容易让海外资产陷入被动。 像早年西方国家海外扩张采用军事、商业、宗教协同的模式，虽不适用于当代全球化环境，但其“利益与保障同步”的思路值得借鉴。 同样的，中企出海需要实现商业拓展与风险防控同步、项目投资与权益保障同步，外交渠道提供政策沟通与交涉支持，法律团队提前布局争端解决机制，企业自身做好股权、资产、运营的风险隔离，形成立体化的权益保护网。 以巴拿马运河港口为例，该区域是全球航运核心通道，长和系运营近三十年，为当地带来持续就业与税收，却因司法裁定面临特许权调整。 澳大利亚达尔文港案例同样具有警示意义：2015年中资企业以5.06亿澳元获得该港99年租赁权，属于正常商业交易，但此后澳大利亚多次以“国家利益”为由，推动收回租赁权，相关谈判长期拉锯，企业正常经营持续受到干扰。 这一系列事件共同说明，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体系具有明显的功利性，一旦触及地缘政治与核心利益，契约精神、商业规则都可能被随意突破。 不管是寄希望于东道国自觉遵守协议、依赖国际组织被动介入，都无法从根本上保护海外资产。 海外投资的安全底线，从来不是来自对方的善意，而是来自自身的风险预判、法律武器与综合反制能力，让违约与侵权行为付出真实、可预期的代价。 中企走出去，核心目标是实现互利共赢、拓展全球市场，而非被动承担风险、承受不合理损失。我们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但也必须正视国际环境的复杂性，做好应对各类风险与争端的充分准备。 告别“重投资、轻保障”的旧模式，强化风险防控、法律维权、外交协同与市场化反制能力，才能让中企在海外站得稳、行得远，真正在全球市场获得平等尊重与可靠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