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黄干宗被两个越南女兵抓走，他已经做好赴死的准备，谁知她们却说：“我们不杀你，只想让你给我们当丈夫！” 对越自卫反击战于1979年2月17日正式展开，中国军队从广西和云南方向进入越南境内，目的是回击越南的边境侵犯。这场战争持续约一个月，中国军队推进到越南首都河内附近后主动撤回。战争起因于越南在中越边境的反复挑衅，包括驱赶华侨和蚕食领土。黄干宗出生于1957年，家住云南河口县桥头乡，一个靠近边境的村庄。从小在边境长大，他熟悉中越两国的风土人情，偶尔还会跨过边境做些小生意。1978年底，随着边境局势紧张，村里组织民兵队伍，黄干宗作为19岁青年积极响应，加入基干民兵。民兵主要负责后勤支援，不直接上前线作战。他接受了基本的军事训练，如行军和负重，但缺乏实战经验。战争打响后，黄干宗被分配到运输队，任务是跟随车队向前线运送弹药和补给。运输队由新兵和民工组成，装备简陋，行进路线多为丛林山道。 运输队在2月下旬的一次行动中遭遇越军袭击。车队在夜间推进，途中突然受到火力打击，场面混乱。黄干宗与战友失散，独自逃入亚热带丛林。他在林中徘徊数日，又饿又渴，试图寻找回程路线。在溪边取水时，后脑遭受重击，昏迷过去。醒来后，发现自己被两名越南女兵控制。她们是黎氏萍和阮氏英，来自越南边境村庄，本是农家妇女，因战争被迫征召入伍，主要从事后勤工作，如做饭和收拾。她们厌倦战场生活，选择逃离部队，成为逃兵。遇见黄干宗后，她们决定带他进入深山隐居。两人会说一些生涩的中文，因为边境地区语言交流较多。她们没有伤害黄干宗，而是表达了共同生活的意愿。黄干宗起初抗拒，但面对武器，只能暂时服从。三人移居越南深山，远离战场。 在深山的生活逐渐稳定下来。三人搭建简易棚屋，使用竹子和树叶作为材料。日常劳作包括砍柴、捕鱼和采集野果。黄干宗参与这些工作，以维持生存。黎氏萍和阮氏英分担煮食和照料事务。山林环境艰苦，缺少医疗和现代用品，她们依靠当地植物处理伤病。战争结束后，越南社会动荡，她们担心被发现，仍选择继续隐居。黄干宗与她们先后生育孩子，先是一个男孩，后是一个女孩。孩子们的出生改变了生活节奏，需要更多食物和照顾。黄干宗教孩子们一些中文基础知识，同时适应越南语环境。深山隔离了外部信息，他们偶尔听到远处村落的动静，但避免接触。黄干宗多次考虑逃离，但初次尝试因地形复杂而失败。 逃跑尝试持续发生。一次，黄干宗趁两人外出，沿着山路下行，但迷失方向，返回棚屋。另一次，被发现后，她们加强监视，使用绳索限制行动。日子一天天过去，黄干宗逐渐融入这种生活，但内心始终牵挂家乡。1992年，中越关系改善，边境管制松动。他外出拾荒时，捡到一个啤酒瓶，瓶盖上印有中文标记，这让他确认了中国方向的位置。啤酒瓶可能是边境贸易遗留物，激发他最后的决心。他选择夜间离开，穿越丛林，步行数日避开巡逻。抵达中国边境时，边检人员盘问他的身份。经过核实，黄干宗证明自己是失踪多年的民兵。政府安排体检和安置，帮助他返回河口县家乡。家人见到他时难以置信，因为早已收到阵亡通知，并为他立墓。 回国后的黄干宗面临适应问题。家乡变化巨大，经济发展迅速，村里通了电和路。他从事农活，种植水稻和水果，靠双手维持生计。政府提供一些援助，如住房补贴和医疗检查。他多次表达希望接黎氏萍、阮氏英和孩子们来中国团聚，但因两国政策和手续复杂，未实现。孩子们留在越南，继续当地生活。黄干宗偶尔通过边境渠道传递消息，保持联系。这段经历让他对战争有更深体会，战争不只带来破坏，还改变个人命运。他参与当地民兵回忆活动，分享经历，提醒年轻人珍惜和平。河口县如今是边贸重镇，黄干宗见证了中越从对抗到合作的转变。 黄干宗的故事反映了战争的复杂性。普通人在宏大事件中往往成为棋子，他的经历跨越国界，涉及家庭和生存。越南女兵的决定源于对战争的逃避，她们并非职业军人，而是被迫卷入。黄干宗回国后，没有怨恨，而是寻求家庭完整。这体现了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韧性。边境地区的居民长期受战争影响，至今仍有地雷遗留问题。黄干宗的归来，推动了中越失踪人员搜寻合作。两国在1990年代签订和平协议，边境贸易复苏。他的孩子如今可能已成年，在越南接受教育。黄干宗继续在村里生活，偶尔接受媒体采访，故事被记录在地方志中。 战争结束后，黄干宗的经历成为研究中越关系的一个案例。学者分析，这种跨国家庭源于战场混乱，许多士兵有类似遭遇。黄干宗的坚持源于身份认同，他从未放弃中国国籍。回国后，他加入合作社，参与农业生产，提高收入。家乡的烈士陵园仍保留他的空墓，作为历史见证。黎氏萍和阮氏英在越南可能重返村庄，过上普通农妇生活。孩子们继承了双重文化背景，或许会学习中文。黄干宗的健康状况良好，定期体检避免战争后遗症。这段往事提醒人们，和平来之不易，需要两国共同维护边境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