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大庆油田发现者谢家荣吞下一整瓶安眠药，在睡梦中离世，第二天，妻子吴镜侬在他身边发现了一张字条，上面短短十个字令人泪目。 1898年，他出生在上海普通人家，中学毕业后因家境辍学，1913年考进农商部地质研究所，靠免学费和打零工撑过最难的几年。 后来赴美、赴德求学，只用几年拿下地质学硕士，却在导师劝他留下时，转身回到仍在战乱中的中国，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只认定一件事，要用地质学为这个国家找出路。 回国后，他背着地质锤和样品袋翻山越岭，从甘肃震区到玉门，从淮南八公山到漳浦、栖霞山、凤阳，靠的是日复一日的野外踏勘。 正是这样的脚力和眼力，让他接连发现大煤田、大铝土矿、大铅锌矿，也写出中国第一份科学地震考察报告和第一篇石油地质考察报告，让玉门的油被看见，让地震的规律第一次被认真记录。 真正改变中国命运的，是他对石油的那股“死心眼”。在西方地质界把中国判成贫油国时，他从大量资料和野外观察出发，坚持陆相生油完全可能，认定中国的陆相盆地里藏着大油田。 解放前，他已经点名东北有油，提到松辽盆地；新中国成立后，他又牵头绘制《中国含油远景图》，圈定22个含油区，把纸上的判断变成一张清晰的地图。 松辽平原的严寒挡不住他，他站在钻机边烤火、用冻裂的双手去掰井口冰疙瘩，开玩笑说，只要能换来石油，这点伤不算什么。 1959年，大庆探井喷出工业油流，他捧着岩芯样品落泪，这一刻不仅证明了陆相生油理论，也让中国有了甩掉“贫油帽子”的底气。后来大庆的宣传更多提到李四光，松辽盆地命名、古潜山找油、含油远景图这些关键环节里，其实一直都有他的影子。 他并不只盯着油。八公山煤田被称作“千秋功绩”，漳浦、栖霞山等一串矿藏，把中国工业化最紧缺的一批资源一一拉到台面上。 更重要的是，他培养出成批地质人才，很多省地质局总工程师都是他的学生，他参与创立的学会和编写的教材，成为一代人手里的工具书。 这样一个把一生都押在地质事业上的人，却在1966年被推上批斗台。外文资料成了“证据”，陆相生油理论被扣上“伪科学”的帽子，他抱着地质笔记不肯松手，说这些是国家的不能毁。 夜深人静时，他对着挂满地质图的墙发呆，自言自语自己找油没有过私心。那是一种很清醒的绝望，知道是时代错了，却又无力把方向扳回来。 八月的一个晚上，他怕影响妻子休息，抱着安眠药走向客厅小床。第二天，人已经走了，只留下简短字条，让“侬妹”保重。 几天后，吴镜侬在整理好子女的小箱子、留下阿胶和叮嘱后，选择追随丈夫，写明是去照顾那个先走一步的人。两封淡淡的纸条里，没有怨怼，只有牵挂和体面。 此后的很长时间里，他们的名字几乎从公开叙述中消失，子女要靠一纸“心脏病去世证明”才能熬过政审，黄汲清给邓小平写信，为他在大庆中的贡献作证，相关报告却一再绕开重点。直到很多年后，追悼会才得举行，回忆录里才有人写下那句，他比别人更早看到“北满有油”。 从少年立志，到踏遍山河找矿，从在纸上画出含油远景，到在松辽平原看见喷油，他把一生最好的力气都交给了这片土地。临走时，他只想不麻烦身边的人。 产业结构、能源格局这一类宏大词汇，对普通人很远，但只要想象一下，如果没有那些先一步摸清中国地下的地质学家，中国可能会在缺油、缺煤的路上多走多少弯，就能明白他这一代人到底留下了什么。 他们没有留下财产，只留下磨得发亮的地质锤、翻烂的野外笔记和一张张被风吹裂的地图。真正的荣誉不在牌匾上，而在几十年后依然被证明正确的判断，在一代又一代可以沿着他们画过的线继续向前走的后人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