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 ，一位老人为了证明自己是老红军，不顾危险在北京拦下一辆军官的车，眼看大家不相信，老人直接喊道：“我是三号花机关呀！”这句话让车上的人呆在原地。 肖成佳1916年出生在江西泰和一个普通农家，那时候农村日子苦，很多人早早下田干活。他12岁就接触到革命思想，1928年红军路过当地，他看到战士们纪律严明，帮忙宣传，就萌生了参加的想法。1931年，他正式加入红军，那年他15岁，被编入红九军团宣传队。宣传队工作主要是鼓动士气，组织文艺活动，他负责喊口号和演节目。长征开始后，部队转战贵州，1935年2月在桐梓西北阻击川军增援，军团长罗炳辉和政治部主任黄火青选他带一个加强排执行任务。他领队在阵地潜伏，战斗打响后指挥投弹，击退敌人，但右臂中弹，留下残疾。部队闲时演话剧《花机关》，他演主角，代号三号，战士们叫他“三号花机关”。黄火青教大家唱苏联歌曲《杜娘歌》，他学得快，声音大。1936年西路军在甘肃河西走廊被马家军围剿，他负伤被俘，母亲卖掉家产凑30块银元赎回他。 回家后肖成佳留在江西务农，母亲劝他别再冒险，他同意了，但手上残疾让他干活吃力，右手像鸡爪无法伸直。1949年后他继续种地，结婚生子，村里人知道他有伤疤，但不知来历。他把入党证明埋在后院树下，没敢拿出来。档案丢失，他无法证明红军经历，只能默默过日子。1979年改革开放初，他从报纸看到黄火青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决定北上求证身份。他攒钱买火车票，从江西到北京，身上带少量现金和证明纸。到了北京，他先去检察院门外等候几天，哨兵不让进。他蹲在路边，写信求见，但字迹歪斜。5月31日清晨，他看到一辆军车驶近，认出可能载黄火青，就冲上前挡住车。 军车停下后，司机和干部下车询问，他报出名字和军团，说是老兵。干部不信，警卫围住。他拿出报纸指照片，解释过去阻击战。众人仍疑虑，他喊出“三号花机关”，黄火青听到后下车确认。他唱《杜娘歌》，黄火青认出他。办公室里，黄火青问起长征细节，他描述阻击战和话剧过程。黄火青写证明，加盖印章，还给50元和粮票。肖成佳拿到证明，手指抚摸纸张。身份确认后，国家恢复他党员资格和红军待遇，每月补贴高于当地干部，医疗免费。他回江西，村里挂光荣匾，他去学校讲长征经历，向学生展示证明信。 肖成佳的故事反映了当时许多失散老红军的情况，1982年底全国确认3000多位类似人员，落实政策。肖成佳晚年安静生活，偶尔村人听他讲往事，他翻开证明纸，讲述河西走廊战斗。2006年他逝世于江西，享年90岁。他的经历显示了普通战士在历史中的坚持，那一代人面对困难时选择低调。阻击战中他带队击退敌人，伤后没抱怨，继续任务。话剧演出让他得绰号，成为后来证明身份的关键。《杜娘歌》作为战友情纽带，帮助他重获认可。母亲赎回他后，他在家务农，体现了家庭对个人的影响。 长征时期红军宣传工作重要，肖成佳在队里负责文艺，鼓舞了士气。西路军失败后，许多人失散，他是其中一员。1979年他北上时，北京正值政策调整期，老红军认证开始增多。他拦车行为虽冒险，但体现了求真精神。黄火青作为老上级，提供证明，推动了过程。身份恢复后，他享受待遇，生活改善。村里人知道他背景后，尊重增加。他讲课时强调纪律，影响下一代。全国类似案例中，他的故事被记录，体现了国家对革命者的关怀。 肖成佳右手残疾源于阻击战枪伤，影响他一生务农。他埋藏证明30年，显示了谨慎态度。报纸消息触发他行动，体现了信息传播的作用。北京等候几天，他坚持不走。喊绰号和唱歌成为转折点，证明了记忆的可靠性。证明信内容包括军团职务和伤情细节。回乡后，他每月领钱粮，医疗无忧。学校邀请他分享，学生学到历史知识。1983年黄火青访江西，两人重逢，回忆过去。晚年他务农为主，保持低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