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朝鲜半岛，一名南朝鲜女子给两名美军做完服务后，正当着老公的面热情地送大兵们离开。而站在一旁的丈夫双手插兜，满脸愁容，只能低头假装看不见来安慰自己，因为一家人全靠妻子来赚取生活费。 战争从1950年爆发，美军介入后迅速建立起军事基地周边的小镇，这些地方很快演变为提供性服务的区域。韩国经济崩盘，失业和饥荒遍布南部地区，美军士兵数量激增到32万多人，他们的需求推动了当地女性进入这个行业。韩国政府从1948年起就禁止卖淫，但面对现实压力，选择默许并调控这些活动。基地村的形成不是偶然，而是战争经济的一部分，许多女性因家庭贫困被迫参与。官方记录显示，1953年韩国总计有35万名卖淫女性，其中大量集中在美军营地附近。美军方面则通过搬迁酒吧和俱乐部到基地周边，便于监控和防止疾病传播。这种安排延续了日本殖民时期的类似做法，但规模更大。女性来自韩国本土，也包括菲律宾和中国等地，她们被纳入一个半正式的系统。 基地村的运作依赖韩国政府的直接干预，特别是在战争后期和停战后。1960年代，这些村镇贡献了韩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5%，成为外汇来源。朴正熙政权上台后，将基地村定为特殊旅游区，豁免反卖淫法执行。政府组织培训课程，教女性英语和礼仪，称她们为赚取美元的爱国者。这种政策让卖淫制度化，女性需注册并接受定期检查。统计数据显示，1966年有2万名女性服务美军，到1977年降至近1万。种族隔离问题突出，美军俱乐部分黑人和白人区，韩国女性常拒绝黑人士兵，导致1971年坎普汉弗里斯发生骚乱。政府回应是加强清理运动，强制女性体检和治疗，以降低性病发生率。美军士兵的性病比例在1971年前上升，促使联合行动。 女性在基地村的地位处于社会底层，平均年龄27岁，比服务韩国士兵的女性大6岁。她们的服务持续时间约3年，每天平均1.7次性行为，月收入1万多韩元，高于其他群体，但多用于养家。许多女性来自农村贫困家庭，战争破坏了传统生计。外国女性从1990年代起占比80%以上，主要来自菲律宾和俄罗斯，通过债务陷阱被贩卖到韩国。她们被锁在妓院，护照没收，无法逃脱。韩国本土女性则面临歧视，生下混血儿后常被遗弃，到1970年代有数万这样的孩子。社会称呼她们为西方公主或联合国夫人，带有贬义。直到1990年代，慰安妇一词才专指日本军受害者，以区分这些群体。健康风险高，女性需每周体检，感染者被隔离在猴子屋那样的设施。 政府和美军的合作深化了这个系统，1971年的基地社区清理运动由朴正熙推动，涉及注册卖淫女性和改善诊所。美军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强制用药和突击检查。结果是女性负担加重，许多人因病或暴力死亡。1992年，一名女性被美军士兵杀害，赔偿仅7万多美元。2000年，群山一场火灾杀死5名被贩卖女性。美军内部调查显示，士兵常光顾这些场所，尽管官方禁止。韩国妇女运动从1980年代中兴起，如我的姐妹之家组织，倡导废除卖淫并康复受害者。美韩联合部队从2011年起成立反贩卖工作组，2013年禁止果汁吧等场所。2014年，122名幸存韩国女性起诉政府，2017年部分获赔每人4240韩元。这种法律行动暴露了长期忽视。 经济因素是基地村持久的原因，1991年卖淫贡献10亿美元，占韩国国民生产总值1%。美军驻韩人数从1980年代的4万多人维持至今，基地如东豆川和平泽仍是焦点。贩卖网络在苏联解体后加强，每年3千到4千东南亚女性流入。韩国反贩卖报告显示，2005年外国女性占90%。美军政策变化缓慢，2002年国防部调查后，才加强巡逻和教育。韩国在2021年被评为贩卖人口一级国家，但2022年降至二级。妇女权利团体推动立法，2004年通过反卖淫法，但执行不力。幸存者故事揭示了跨代创伤，混血儿面临歧视，许多人移民美国。历史研究强调，这种系统源于战争，但延续因政治经济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