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军将18岁怀孕7个月的李秀英拖进了地下室，开始粗鲁地解她的衣扣。李秀英决定殊死一搏。 李秀英出生于1919年2月24日，原籍山东郓城，后随家人移居南京。那时南京作为首都，经济活跃，她家境普通，父亲从事体力劳动维持生计。她从小接受基本教育，接触简单自卫知识，这些基础在她后来的人生中发挥作用。1937年春天，她与陆浩然结婚，丈夫担任普通职员，两人生活平静。婚后不久她怀孕，本该迎来新生，但日军南侵打破一切。丈夫随政府机构撤往武汉，她因孕期不便留守南京。战争爆发前，南京居民不安，许多人逃离。她随父亲和婆婆躲入国际安全区内美国教会学校，那里挤满难民，由外国人管理，提供有限食物和庇护。生活条件艰苦，资源短缺，但这成为众多人的避难所。日军攻入南京后，城内抢掠杀戮频发，她们在地下室等待。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涌入城区，实施暴行。12月19日，三名日军士兵进入五台山小学地下室，对妇女施暴。李秀英怀孕七个月，被发现后试图隐藏，但遭拖拽。她反抗中身中37刀，伤及面部、腿部和腹部。日军离开后，她父亲发现她仍有气息，用门板抬至鼓楼医院。医院由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负责，他记录伤情，包括面部18处刀伤。抢救中，她保住性命，但胎儿未存活。威尔逊日记成为证据，证明日军针对孕妇的暴力。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伤势照片，用于国际宣传。鼓楼医院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处理大量伤员，国际红十字会提供药品支持。李秀英滞留医院数月，逐步恢复。她的病例记录刀伤数量和位置，后来用于审判。 李秀英的幸存被视为奇迹，体现了医务人员努力。她的案例在战后报告中反复出现，作为日军罪行铁证。1946年，南京审判日军战犯谷寿夫，她出庭作证，描述12月19日细节，指认谷寿夫为第六师团长，其部队负责南京部分区域。法庭记录显示，她的证言帮助确立责任链。谷寿夫被判死刑，1947年执行。这次审判补充东京审判，收集数百份证言。李秀英参与凸显幸存者声音重要性。她的证词纳入官方档案，影响国际对日本侵华认知。战后，她恢复日常生活，但身体疤痕永久存在。1990年代，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出版书籍质疑幸存者证言。1998年，松村俊夫在书中称李秀英为假证人，歪曲经历。她决定维权，1999年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名誉损害诉讼。 诉讼过程持续数年，涉及证据审查和证人出庭。日本法院审理中，确认她的证言真实性。2002年，一审胜诉，判赔150万日元。二审维持原判，2005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她在诉讼中多次赴日，接受媒体采访。她的行动激发其他幸存者追究正义。这起案件暴露日本国内历史修正主义危害。李秀英胜诉后，日本媒体广泛报道，推动对南京大屠杀讨论。判决要求被告公开道歉，并支付赔偿。这成为海外华人维权的先例。历史学家认为，此案强化南京大屠杀国际共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相关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李秀英努力影响中日民间交流，她强调铭记历史而非仇恨。她的故事通过书籍和影视传播，如纪录片收录她的口述。 李秀英的经历源于普通家庭，却成为历史见证。她早年迁居南京，接受基本教育，结婚后怀孕，本应平静生活。日军侵华改变一切，她留守南京，躲入安全区。事件发生时，她反抗日军施暴，身中多刀。医院抢救保住她性命，但失去孩子。威尔逊医生记录成为关键证据。战后审判中，她的证言帮助定罪谷寿夫。1990年代面对否认，她起诉松村俊夫，胜诉推动历史讨论。她的行动体现个人对正义追求。南京大屠杀中，许多幸存者类似经历，她的案例突出针对性暴力。国际组织认可她的贡献，推动反战教育。中国政府将南京大屠杀列为国家记忆，设立纪念设施。她的后代继续讲述家族历史，参与和平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