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了个天的大谱！北京，某公证处在银行存了1.8亿，需要用钱时才发现，账户内1.8亿的本息，仅剩44万。蹊跷的是，5年来，银行对账单显示正常。经查，资金早就被转移了，尽管所有证据都摆在面前，银行却不承认，甚至甩锅涉案职员：已精神失常，且早已失踪，客户经理已离职。公证处告上法庭，一审、二审被驳回，1.8亿资金无处追讨。 2013年12月，北京公证处在该行开了个对公账户，专门存放公证业务收费，毕竟是公款，图的就是银行的安全和正规。从开户到2016年前后，公证处分16笔，一共往这个账户里存了3.6亿，前期资金进出都看似正常，没人察觉到任何异常。 真正的猫腻，从2014年1月就开始了。当时负责对接公证处业务的，是大连银行北京分行的业务负责人罗某某和客户经理李某，这俩人趁着职务便利，合起伙来动了歪心思。 他们伪造了银行公章、存款利息回单，还有公证处的对账单，前前后后伪造了51份假单据，就靠着这套“以假乱真”的操作，一笔一笔把账户里的钱，转到了罗某某母亲的私人账户，还有9家关联企业的账户里。 每一个季度，客户经理李某都会准时上门，把伪造好的对账单送到公证处，单据上的余额、利息，算得清清楚楚，盖的“公章”也看着毫无破绽。公证处的工作人员，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天天打交道的银行，会出具假单据；更不会想到，自己存在银行里的巨款，正在被人一点点掏空。 直到2018年6月，公证处计划动用账户里显示的1.8亿本息，去买银行的理财产品，结果到期后无法兑付，这才急着去查账户，一查之下，彻底傻眼——账户里就剩44万多，连零头都不够。 事情暴露后，银行的操作堪称“教科书级甩锅”。面对公证处拿出的、能证明资金被挪用的证据，银行一口咬定自己没有责任，给出的理由荒唐又敷衍：涉案的业务负责人罗某某，已经精神失常，而且早就失踪了，找不到人；对接的客户经理李某，也早就从银行离职了，现在跟银行没关系。 言外之意就是，这事是两个员工的个人行为，跟银行的监管、管理半点关系都没有，要找就找那两个失踪、离职的人去。 公证处能怎么办？钱是存在银行里没的，银行又拒不认账，只能走法律途径维权。可谁能想到，维权之路比想象中更艰难。一审，北京金融法院驳回了公证处的起诉；二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旧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两次驳回的理由都是一样的：案件涉嫌刑事犯罪，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则，得先等刑事案件结案，再审理民事赔偿纠纷。 这话听着合理，可实际操作起来，就是把公证处往绝路上逼。刑事案件要查涉案人员的下落、资金的流向，可罗某某已经失踪，李某离职后也难以追责，这案子一拖就是好几年，结案遥遥无期。 而公证处的1.8亿，是公款，是办理公证业务的收费，就这样被无限期拖延，既拿不回钱，也找不到合理的解决办法，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好在，正义虽然迟到，但没有缺席。2026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对这个案子进行了再审，终于戳破了银行的“挡箭牌”，也纠正了一审、二审的裁定。 最高法明确指出，这个案子里的民事纠纷和刑事犯罪，根本不是一回事——民事纠纷是公证处和大连银行之间的储蓄合同纠纷，核心是银行没有尽到保护储户资金安全、做好内部监管的义务；. 刑事犯罪，是罗某某和李某伪造单据、挪用资金的个人违法行为，两者的主体、事实都不相同，不能机械地适用“先刑后民”，更不能让银行靠着这个借口，逃避自己的责任。 最终，最高法撤销了一审、二审的民事裁定，指令北京金融法院对这个案子进行实体审理，这意味着，公证处终于有了讨回公道的希望，大连银行也再也不能靠着“甩锅员工”，逃避自己该承担的责任。 说到底，这事的核心从来不是“员工挪用资金”，而是银行的监管失职和责任缺失。一个员工，哪怕权力再大，也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伪造51份单据，挪用1.8亿巨款，还蒙骗五年之久。这背后，是银行对公账户审核的漏洞、单据管理的松散、员工权限的失控，是银行没有尽到最基本的资金保管义务。 银行的底气，本应该来自于对储户资金的负责，来自于严格的内部监管，而不是出了问题就甩锅、找借口。这次的案子，不仅是给大连银行敲了警钟，也让大家看清了一个道理：哪怕是公认“安全”的银行存款，也可能存在隐患；而所谓的“规则”，也不能成为某些机构逃避责任的工具。 目前，案子还在进一步审理中，希望公证处能顺利追回这笔巨款，也希望银行能真正正视自己的问题，守住储户的信任，别再让“存银行”变成一件让人提心吊胆的事。 参考资料： 新京报 《1.8亿理财剩44万，银行担责不该拖延 | 新京报快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