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娃走出韶山冲那年，才十七岁。他没想过当大官，只想弄明白穷人咋才能活得像个人。后来他带着一群人，在山沟里点火种，在窑洞里写文章，在朝鲜冰天雪地里打硬仗——这些事连起来看，不是运气好，是脑子一直比别人多转几圈。 他年轻时写“孩儿立志出乡关”，不是闹着玩。那时候读书人要么考功名，要么教私塾，他偏去长沙看报纸、办夜校、组织学生游行。别人还在算自家几亩地收成，他已经在纸上画全国地图，标哪些地方穷得吃观音土，哪些军阀最该打。 秋收起义打输了，队伍只剩千把人。有人嚷着回老家种地，他却把队伍拉上井冈山。没枪发枪，没粮分粮，连士兵委员会都让当兵的自己选班长。外人说这是退路，其实是在找一条别人没走过的活路。 抗战时候，他让共产党摘掉“苏维埃”帽子，改叫“边区政府”，还请国民党老兵、开明士绅一起开会。不是妥协，是把“打日本”三个字，变成了整条黄河两岸人都能听懂的话。 1949年进北京前，他跟干部们说：“我们是来赶考的。”考卷不是谁当主席，而是能不能让农民分到地、让工人不被辞退、让娃娃能上学。后来土改轰轰烈烈，三亿人拿到地契，连识字课本都印到村口大树下。 原子弹试爆成功那天，西北戈壁滩上没几个人欢呼，倒是北京工厂里老师傅多领了半斤肉票。大家心里清楚：没有这声响，医院不敢建新楼，小学不敢盖砖房，连赤脚医生背的药箱都得掂量分量。 他在晚年反复念叨“四个现代化”，不是喊口号，是算账本：拖拉机要多少钢，化肥厂要多少电，小学老师工资够不够买辆自行车。这些事没写进史书头条，但确实发生了。 他走后很多年，有人翻他当年手稿，发现页边空白处密密麻麻全是批注，有错别字，有涂改，还有铅笔画的小箭头，指向某段话。那些字不漂亮，可看得出，他一直在想问题。 农村娃，山沟火种，世界棋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