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开国上将杨勇收到一封来信：“我还活着，能不能给我安排个工作？”杨勇看后大吃一惊：“孔宪权，他没死？” 事情得回到 15 年前的娄山关战场。1935 年 2 月，红军二渡赤水后回师贵州，娄山关是必经之路，这场仗打得异常惨烈。孔宪权所在的红 12 团负责攻打黑神庙的敌军指挥所，庙门口架着三挺机枪，火力密得像筛子。 作为作战参谋，孔宪权带头冲锋，刚跑出十米远，左腿就中了一枪，当场跪倒在地。他想爬起来继续冲，第二颗子弹打在胯骨上，接着大腿、髋部接连中弹，前后一共中了六枪，血顺着伤口往外喷，连前方的路都看不清了。 即便这样，孔宪权手里还紧紧攥着枪。他翻身躲到墙角，半蹲半躺地瞄准，正好一名敌军军官从庙门跑出来，他扣动扳机打光最后三发子弹，当场击毙了这名军官。 突击队趁机冲了进去，拿下了指挥所。可孔宪权伤势太重，当时医疗条件极差，部队要继续长征，根本没法带着重伤员行军。 组织上忍痛做了决定，把孔宪权寄养在当地一位宋姓财主家，留下了一名卫生员、一名通讯员，还有 300 块大洋。这笔钱在当时足够买几套房，就是怕财主嫌麻烦，或者为了赏金把孔宪权交给国民党。部队走后，孔宪权的名字很快被列入阵亡名单，没人指望他能活下来。 没想到宋财主是个讲义气的人，没把孔宪权交出去。卫生员每天用大米换草药，一共换了三百斤粮，才勉强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养伤二十个月后，孔宪权活下来了，可左腿却短了十厘米，腰骨也歪了，走路一瘸一拐，彻底丧失了作战能力。 伤好后，孔宪权想追赶大部队，可刚走了一百多里路，就在赤水河边昏倒了，被村民救了回去。战乱年代信息闭塞，他去县城打听了好几次，都没找到红军的消息。 没办法，他只能在宋家所在的村子定居下来，为了不暴露身份，也为了糊口，他跟着当地人学做泥瓦匠，每天扛砖、涂墙，成了村里人人熟知的 “跛子瓦匠”。 这十五年里，孔宪权活得格外不容易。他隐姓埋名，不敢暴露自己的红军身份，只能靠做零工、卖杂货维持生计。可他从没忘记自己是红军战士。 1949 年 11 月，贵州解放了。孔宪权听村民说，当年的老战友杨勇当了贵州军区司令员，他激动得一晚上没睡着。 可他又犯了难，自己没有任何身份证明，档案里还是阵亡人员，这封信寄出去，大概率会石沉大海，甚至可能被当成敌特分子的恶作剧。但他还是想赌一把，这是他唯一能找到组织的机会。 1950 年 3 月，孔宪权用毛笔在一张发黄的纸上写下了那封短信，没有多余的客套话，只说自己还活着，想找份工作。信寄出去后，他每天都在等消息，心里没底。可他没想到，杨勇看到信后，立刻安排政治部工作人员去桐梓县核实情况。 工作人员找到孔宪权后，让他回忆参军经历、娄山关战役的细节，还有当年部队里通讯员的名字，他都一一说对了，再加上身上明显的战伤痕迹，工作人员确认他就是当年的孔宪权。消息传到杨勇耳朵里，他沉默了十秒，只说了一句 “派车接他回来”。 当吉普车开到村里时，孔宪权正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光着脚在砌墙。他换上唯一一件干净的衣服，裤脚还是自己缝的，鞋底是破帆布钉的，坐上车第一次进了省城。见到杨勇的那一刻，孔宪权站直了身子鞠了个躬，腰骨弯得像个钩子，杨勇握着他的肩膀，看着他那条残疾的腿，半天说不出话。 组织很快恢复了孔宪权的党籍，还任命他为遵义第七区副区长。可孔宪权却摇了摇头，说自己回来不是为了当官，只是想找组织，能被承认是红军就够了。 1952 年，国家要筹备遵义会议纪念馆，可没人知道会址具体在哪。当年开会是绝密，当事人要么牺牲要么分散各地，调查组找了好久都没头绪。 这时候有人想到了孔宪权，他当年参加过长征，走过遵义。孔宪权跟着调查组在遵义城里转了三圈，最后停在一栋两层砖木楼前，这是柏辉章的老宅子。他指着窗户说：“开会那天我就在外头警戒，周副主席当时就在里头。” 为了证明自己没说错，他找来了当年的老厨子、对面小巷的老裁缝，还有记得毛主席在井边洗脸、把一个个细节核实清楚，最终确认了遵义会议会址的准确位置。 后来孔宪权成了遵义会议纪念馆的首任馆长。刚开始馆里没通电，申请灯泡要排计划，他急得自己揣着钱，拄着拐杖走了四公里路，买回来十个灯泡。有人笑话他，说馆长不该干勤杂工的活，他回了一句：“我不是馆长，我是红军。” 之后有人问他，作为长征亲历者，为啥不在展览上讲解。他回答：“死人多，没脸讲。” 1988 年，纪念馆筹办重要展览，已经 77 岁的孔宪权本来答应去开会，结果临时打电话说不舒服来不了。第二天清晨，人们才知道他在凌晨病逝了。 他用一条残疾的腿，找回了差点被遗忘的历史坐标，用一辈子的坚守，诠释了什么是红军战士的信仰。如今人们走进遵义会议纪念馆，看着那块金光闪闪的匾额，很少有人知道，背后藏着这样一位 “死而复生” 的红军参谋，藏着一段 15 年隐忍坚守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