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在生命最后一刻，用尽全身力气，从昏迷中挣扎出来，只为叫一个人的名字。 这不是电影。 这是1992年，邓颖超的最后时刻。她叫的名字是，“李鹏”。 就这两个字，然后，撒手人寰。 外人听着可能一愣，但这背后，是一个持续了53年的承诺。 故事得从一个3岁的孩子说起。 那一年，他的父亲，李硕勋，是个铁骨铮铮的革命者，被叛徒出卖，酷刑下双腿尽断，牺牲时才28岁。 他成了烈士的遗孤。 邓颖超和丈夫周恩来听到消息，心都碎了。那是他们的战友啊，过命的交情。 他们心里就一个念头：这孩子，我们得管。 第一次见这孩子，他11岁，头上还缠着纱布，刚从日军的轰炸里死里逃生。 邓颖超一把就把他搂在怀里，那心疼的，二话不说，直接带回了重庆的家。 那哪是家啊，那是革命的指挥部。 她把自己的书房腾出来给孩子睡，自己，一个大领导，睡行军床。 怕孩子营养跟不上，饭桌上永远有一盘给他单炒的鸡蛋。 看他写字驼着背，就过去拍一下，跟他说：“革命者的腰杆，不能弯。” 这句话，管了他一辈子。 后来送他去延安，临走前，邓颖超给他改了名字，从“李远芃”改成“李鹏”。 她说，大鹏鸟，就是要飞得高高的，才对得起你爹。 这哪里是养子，这分明就是亲儿子。 从延安到莫斯科留学，她的牵挂就没断过，毛背心、书、一封封的信，跨越山海。 直到她生命最后的那个夜晚。 她其实一直在等。 当秘书在她耳边说“李鹏来了”，她才像是拿到了通关文牒，用尽最后的力气，叫出了那个她牵挂了一辈子的孩子的名字。 这哪是遗言。 这是一个母亲在确认：我的孩子，来了吗？他好不好？ 好了，那我就放心走了。 她走得也干脆。身后事早就交代得明明白白： 不搞告别，不开追悼会，骨灰撒掉，住的房子交公，千万别给我搞什么故居。 装她骨灰的，是她为丈夫周恩来保存了16年的那个骨灰盒。 你看，有的人活成了丰碑，有的人，本身就是传奇。 所有的伟大，到最后，其实就是一撇一捺的“人”字，写得有多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