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时期，村子里有一个姓夏的女社员，长得虎背熊腰，膀大腰圆，是队里的重量级人物，丈夫却像个螳螂，瘦弱矮小，村里称呼他叫老鸡。 由于两口子外在形象极不般配，不少人喜欢拿他们打檫。 夏桂芳和老鸡的结合，在六十年代的农村不算稀奇。 因为那年月讲的是“劳动光荣”，成分好、能干活就是硬道理。 夏桂芳娘家是贫农，她从小跟着爹娘下地，十六岁就能挑百斤担子走三里地不喘大气。 1958年大跃进时修水库，她推独轮车一天能跑三十趟，工地上都叫她“铁姑娘”。 而老鸡本名李继祖，中农成分。 但他身子骨弱是真，但不是懒，早年念过两年私塾，会打算盘会记账，就是扛不动百斤麻袋。 这两人是经人介绍成的亲，夏桂芳看中老鸡有文化，老鸡看中夏桂芳能顶门户。 婚后第一年秋收，队长分配活儿。 老鸡被安排去场院翻晒粮食，夏桂芳则进了“突击队”去抢收玉米。 在中午歇晌时，有人打趣：“老鸡，你媳妇挣的工分顶你俩吧？” 老鸡不急不恼，蹲在树荫下掏出个本子：“桂芳一天12个工分，我8个，加起来20分。 你家两口子都是壮劳力，一人10分，也是20分。咋的，工分还分男女？” 一番话把那人噎住了。 从此村里人知道，老鸡虽然瘦，但人家脑子好使。 在生产队，工分就是硬通货。 夏桂芳这样的女劳力，干的都是实打实的重活。 一年下来，她能挣三千多工分，在全队妇女里排前三。 老鸡呢？他有他的活法。 队里需要有人记工分、算账目，他就主动请缨。 白天跟着下地，虽然干得慢，但从不偷懒。 晚上就在队部煤油灯下打算盘，把一天的工分算得明明白白。 要知道在那个凭工分吃饭的年代，老鸡的精细让家里从没吃过亏。 在秋收时节最累，也最热闹。 大家一边干活一边扯闲篇，夏桂芳和老鸡自然是话题中心。 “老鸡，你俩要是吵架，谁赢？”记分员张老三最爱开这玩笑。 老鸡正弯腰捆麦子，直起身擦把汗：“吵啥架？桂芳说话我都听着呢。” “要是动手呢？” “动手？”老鸡笑了，“我这一把骨头，够她一巴掌不？” 田垄上一片哄笑。夏桂芳在不远处直起腰，叉着腰喊：“张老三，你工分还想不想要了？再瞎咧咧，我找队长说道说道！” 张老三赶紧讨饶：“嫂子我错了，您厉害，您当家里的一把手！” 其实村里人都知道，这两口子很少红脸。 夏桂芳嗓门大，心却软，这老鸡话不多，但句句在理。 到了1960年困难时期，家家户户都紧巴巴的。 夏桂芳怀了老二，营养跟不上，腿肿得厉害。 可给老鸡急得团团转，最后想了个法子，他找到队长，说愿意多值夜班看仓库，换点细粮票。 那些夜晚，老鸡就着煤油灯给未出生的孩子缝小衣裳，他的手巧，针线活比不少妇女都强。 夏桂芳半夜醒来，看见丈夫眯着眼穿针，那心里又酸又暖。 开春后，队里组织“互助组”，夏桂芳因为怀孕被照顾，分去菜园干活。 而老鸡则发挥特长，负责给全队的自留地做规划，哪家种菜，哪家种瓜，他算得清清楚楚。 结果那年，他们生产队的菜园子收成最好，多出来的菜晒成干菜，冬天救了急。 在包产到户那年，夏桂芳和老鸡已经五十多了。 分地那天，老鸡拿着皮尺量了半天，回来跟夏桂芳说：“咱家分的地，东头那块肥，种玉米，西头差点，种豆子。中间有条水沟，我看了，能养鸭子。” 夏桂芳正在院里喂鸡，头也不回：“你说了算。” 村里人还偶尔拿他们开玩笑，但眼神里多了羡慕，因为这么多年，两口子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三个孩子都供着上了学。 去年老鸡七十大寿，在县城当老师的小儿子回来，饭桌上又问起那个老问题：“爹，您跟我娘，到底谁当家？” 老鸡抿了口酒，慢悠悠地说：“你娘当家干活，我当家算账。家里的事，她说了算；家外的事，我说了算。” 夏桂芳夹了块肉放他碗里：“吃你的吧，话多。” 满桌人都笑了，在这笑声里，再没有当年的戏谑，只有岁月沉淀下来的理解和敬重。 如今生产队早已成为历史，工分本也成了老物件。 但夏桂芳和老鸡的故事，还在村里流传。 人们提起他们，不再只是说“那个虎背熊腰的女人和她瘦小的丈夫”，而是会说：“那两口子，一个能挣，一个会算，把日子过得比谁都明白。” 在那个凭工分吃饭的年代，他们用最朴实的方式诠释了什么是“搭配”，不是外表上的登对，而是生活中的互补。 夏桂芳的铁肩扛起了生活的重担，老鸡的细心思量着每一分收获。 他们的婚姻，就像生产队里最常见的劳动协作：有人在前头拉车，有人在后面推车，方向一致，劲儿往一处使。 这或许就是那个年代最真实的婚姻图景，没有太多风花雪月，却在工分和口粮的生存算术里，算出了一辈子的相濡以沫。 主要信源：（《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制度研究》《最后的生产队》之“邻里间”“戏匣子”——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