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军被 苏联红军 押往寒冷的 西伯利亚 。后来，活下来的日军战俘哭着回忆道：“ 苏联 女军医让我们脱光衣裳，然后用手抓一抓屁股上的肉，然后肉多肉厚的就要被选去干最苦最累的活……” 二战结束时，日本在满洲的关东军面临苏联红军的快速进攻。1945年8月9日，苏联发动满洲战役，仅用几天时间就击败了日军。约60万日本士兵和文职人员被俘，这些人原本驻扎在东北中国，负责维持占领区秩序。苏联军队将他们集中起来，最初安置在临时营地。苏联政府下令将这些俘虏运往本土，用于补充战争损失的劳动力。火车载着他们穿越边境，进入西伯利亚广阔地区。俘虏中包括军官、士兵和辅助人员，他们的背景从农民到知识分子不等。苏联档案显示，这次行动是为了重建基础设施，利用免费劳动力填补本土男性短缺。俘虏被分散到约2000个劳改营，主要集中在西伯利亚和远东，但也延伸到中亚和欧洲部分。劳改营由内务部管理，类似于古拉格系统。 抵达劳改营后，日本俘虏面临严格的分级制度。苏联当局根据身体状况分配任务，强壮的被选去从事重体力劳动，如伐木和采矿。体弱的则分配到辅助岗位，如厨房或后勤。分级过程包括体检，评估肌肉和耐力，以最大化劳动力利用。营地条件简陋，住宿是木制棚屋，冬季温度常降至零下40度。食物配给有限，主要为黑面包、盐水汤和少量蔬菜，导致营养不良普遍。苏联官方规定每日热量标准，但实际执行中常不足额。俘虏每天工作10到12小时，超额完成定额才能获得全额食物。劳动类型多样，包括修建铁路、开采煤矿和伐木。伐木营地位于森林深处，需要砍伐大量木材用于苏联工业。煤矿工作涉及地下挖掘，环境潮湿黑暗，事故频发。农业劳动则在广阔田地耕作，收获粮食供给当地。 日本俘虏的死亡率在初期最高，特别是1945至1946年冬天。寒冷天气加剧了健康问题，许多人因冻伤和肺炎丧生。苏联记录显示，死亡人数约1万，但日本方面估计高达6万，包括失踪者。原因包括过度劳动、疾病传播和医疗不足。营地医疗设施有限，仅有基本药品，医生多为苏联人或俘虏中的医务人员。营养不良导致浮肿和坏血病流行，削弱了抵抗力。苏联当局为维持生产力，下发文件要求改善医疗，但实际变化缓慢。俘虏间的等级制度延续军衔差异，高阶军官劳动较轻，却分享相同食物配给，加剧底层不满。劳改营管理严格，卫兵监督劳动，违反规定会受罚。一些营地发生小型反抗，但迅速被压制。 随着时间推移，劳改营的劳动重点转向大型项目。许多日本俘虏参与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建设，这是一条穿越西伯利亚的战略线路。他们负责铺设轨道、挖掘隧道和建造桥梁。工作强度大，需要在恶劣天气下操作重型工具。煤矿营地分布在顿巴斯和远东地区，俘虏开采煤炭支持苏联能源需求。伐木任务供应木材给建筑和造纸业，俘虏需完成每日砍伐定额。农业营地涉及种植谷物和蔬菜，改善当地食物供应。苏联利用这些劳动力加速战后重建，弥补本土人口损失。俘虏的技能被分类使用，工程师和技工分配到技术岗位，如工厂装配。总体上，劳改系统旨在最大化经济效益，而非人道考虑。国际压力下，苏联从1946年开始遣返部分俘虏，但进程缓慢。 遣返过程分批进行，优先体弱者和军官。1946年，第一批约10万人返回日本，通过纳霍德卡港装船。船上条件拥挤，航行数周抵达日本港口。返回者携带少量个人物品，身体多有损伤。苏联声称遣返95万人，但日本记录显示约6万人未归，包括死亡和失踪。剩余俘虏继续劳动，直到1949年宣布最后遣返。实际中，一些人直到1956年才离开，延误原因包括外交谈判和苏联内部政策。返回日本后，这些幸存者面临社会融入问题，许多人健康受损，无法立即工作。一些组建互助团体，分享经历并寻求补偿。日本政府调查死亡数字，设立纪念碑记录姓名。小樽港的碑刻有约2万名字，代表未归者。幸存者回忆强调劳改的残酷，与中国优待形成对比。 日本俘虏的经历成为历史研究焦点。苏联档案解密后，揭示更多细节，如营地位置和劳动记录。日本学者估计总俘虏数达85万，包括文职。死亡率差异源于数据来源，苏联低估以避责。劳改营分布广，从西伯利亚到蒙古，涉及多种民族。俘虏中少数选择留在苏联，娶当地人或因政治原因。多数返回日本，融入和平社会。他们的故事通过回忆录传播，揭示战争后遗症。国际上，这段历史与德国战俘经历相似，突出强制劳动的普遍性。日本外交多次要求苏联提供完整名单和遗骸，但进展有限。幸存者强调食物短缺和劳动强度对身体的影响，许多人终身患病。 劳改营的经济贡献显著，帮助苏联恢复工业。俘虏参与的项目包括港口建设和城镇建筑，推动远东开发。苏联政策视俘虏为生产工具，定期评估效率。医疗改进后，死亡率下降，但营养问题持续。俘虏间的互动包括文化交流，一些学习俄语或当地习俗。返回后，这些经历影响日本对苏联的看法，加深冷战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