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吴荣森，已经引起了特务的怀疑，他察觉到危险后，正准备撤离，却突然收到了一份十万火急的情报。 这份情报是地下交通员冒着生命危险从门缝塞进他寓所的。纸条上只有短短二十四个字，却字字千钧：“敌拟今夜爆破下关电厂，速转组织，晚十点前务必送达。” 吴荣森捏着纸条的手指泛白，冷汗瞬间浸透了内衬。他刚把撤离用的伪造证件和盘缠塞进行李箱，窗外就传来了特务皮鞋踩在石板路上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停在巷口就没了动静——监视他的人，已经收紧了包围圈。 吴荣森不是天生的潜伏者。1938年，18岁的他在武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中央特科的同志看中，经过半年的秘密训练，学会了密写、反侦察和密码破译，成为了隐蔽战线的一员。1946年，他化名“王德明”，凭借伪造的履历混入国民党保密局南京站，从普通文书一步步做到情报编审，负责整理汇总各地军事情报，也借机把大量核心信息传递给组织。这三年里，他见过太多同志牺牲，有的被特务酷刑折磨致死，有的在接头时被当场逮捕，可他从没动摇过。就像那些在台湾潜伏的吴石、朱枫等同志一样，靠着对信仰的坚守，在敌人心脏里默默战斗。 他很清楚，现在撤离是唯一的生路。1949年的南京，白色恐怖达到顶峰，保密局按人事档案逐人排查，稍有疑点就抓去审讯，不少地下党员没熬过老虎凳、辣椒水的酷刑，被迫暴露了组织。就在三天前，和他单线联系的同事老张，因为在传递情报时被特务跟踪，为了不泄露机密，拉响随身的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可下关电厂是南京城的供电命脉，一旦被炸毁，不仅全城陷入黑暗，正在城外集结的解放军攻城部队也会失去照明掩护，无数战士可能因此牺牲。 吴荣森咬着牙，把撤离的路线图塞进灶膛烧掉。他换上一身干净的中山装，把情报用密写药水写在一张普通的报纸上，卷成烟卷的样子插进烟盒。出门前，他对着镜子整理了衣领，镜子里的男人面色平静，眼神却异常坚定。他知道，从踏出家门的那一刻起，每一步都可能是黄泉路。保密局的特务正拿着他的照片，在各个路口盘查。接头地点，也可能已经被布控。 他没有选择走平时的秘密通道，而是故意朝着巷口的特务走去。“王编审，这么晚出门办事？” 特务拦住他，眼神里满是怀疑。“局里临时有任务，要去趟电报室。” 吴荣森掏出工作证，语气镇定得没有一丝波澜，“张站长的亲笔批示，要不要给你看看？” 特务见状，犹豫了一下还是让开了路。他们接到的命令是监视，没有确凿证据，还不敢轻易逮捕保密局的在编人员。 一路上，他先后闯过了三道关卡，每一次被盘问，都靠着沉着的应对和伪造的证件化险为夷。当他赶到约定的接头地点——城南的一家茶馆时，离十点只剩下不到半小时。可他没想到，接头的同志还没到，倒是看到了三个穿着便衣的特务在角落里盯梢。吴荣森没有慌，他假装喝茶歇脚，趁着店小二添水的瞬间，把烟卷形状的情报塞到了他手里，低声说了句：“交给‘老槐树’。” 店小二眼神一亮，不动声色地把烟卷藏进袖管，转身进了后厨。 做完这一切，吴荣森松了口气，可他刚走出茶馆，就被身后的特务拦住了。“王编审，跟我们回局里一趟，张站长有话问你。” 他知道，自己暴露了。被押上囚车的那一刻，他抬头望了望夜空，远处已经传来了解放军的炮声，隐约能看到下关电厂的方向依旧灯火通明——情报，送到了。 在狱中，吴荣森遭受了无数酷刑，特务逼他供出组织名单和其他潜伏人员的身份，可他始终一言不发。就像那些坚守气节的同志一样，他宁愿被折磨，也绝不背叛信仰。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的那天，吴荣森被特务杀害于雨花台，年仅29岁。 很多人不解，明明有机会撤离，吴荣森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传递情报？其实答案很简单：对于真正的革命者来说，信仰永远比生命更重要。那些像吴荣森一样的潜伏者，他们不是不怕死，只是在个人安危和民族大义之间，选择了后者。反观那些背叛组织的叛徒，比如导致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的蔡孝乾，虽然一时保住了性命，却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隐蔽战线的斗争从来都是残酷的，没有硝烟，却处处是陷阱。吴荣森们用鲜血和生命证明，真正的忠诚，不是挂在嘴上的口号，而是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他们或许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功绩，甚至连名字都不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牺牲，才换来了最终的胜利。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