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16日，医生根据罗健夫的遗愿剖开了他的遗体，结果震惊发现，他全身都布满了癌肿，胸腔里的肿瘤甚至比心脏还大，现场的医生和护士都忍不住泪流满面。他的胸骨早已被顶起，脆弱到一碰就碎，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医护人员无不落泪。 这件事发生在陕西西安的一家医院里。罗健夫去世时只有47岁，生前是航天工业部的一名工程师，长期参与我国第一代图形显示器的研制工作。那段时间，科研任务重，进度紧，他几乎每天都泡在实验室，熬夜成了家常便饭。同事们回忆，他很少请假，即使发烧到39度，也只是吃点药继续干。他说，项目到了关键阶段，不能因为个人耽误整个团队的进度。 罗健夫是湖南湘阴人，出生于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少年时期，他就对无线电和机械特别感兴趣，常常拆家里的收音机研究构造。高中毕业后，他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主攻导弹控制系统。那时候条件艰苦，实验设备简陋，他和同学们靠着手工计算和反复试验完成了许多基础课题。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航天系统，从此与国家的尖端科技紧紧绑在了一起。 进入80年代，我国开始研制计算机图形显示器，这是航天测控和军工领域急需的技术。罗健夫担任项目负责人，带领十几名科研人员日夜攻关。他们面对的最大难题，是国外技术封锁，国内参考资料极少。很多时候，为了找到一个可行的方案，他要翻阅大量外文期刊，逐字翻译，再结合实际情况改进。长时间的伏案工作和精神压力，让他的身体渐渐吃不消。 早在1979年，罗健夫就开始出现持续咳嗽和低烧的症状，但他一直以为是普通的支气管炎，加上工作忙，就没去医院检查。直到1981年初，他在一次会议上突然晕倒，才被同事强行送到医院。检查结果出来时，医生脸色凝重——肺癌晚期，而且已经扩散到全身。听到消息的那一刻，他沉默了很久，然后对妻子说：“别告诉单位，我能撑到项目验收。” 接下来的两年，他一边接受治疗，一边坚持工作。病房成了他的第二个办公室，病历本旁边放着电路图和计算公式。领导和同事来看他，劝他多休息，他却笑着说：“我这脑子还好使，能做一点是一点。”有一次，项目组遇到一个技术瓶颈，电话打到病房，他听完情况，直接在病床上画出了改进方案的草图，让同事带回去试。 1982年春天，罗健夫的病情急剧恶化，他已经无法下床，说话也很困难。临终前，他拉着妻子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出了遗愿：死后不做任何特殊仪式，遗体交给医院解剖，供医学研究。他说，自己这辈子没给国家做多少贡献，死后能帮医生多了解一点这种病，也算没白生病。 解剖当天，参与手术的医生打开他的胸腔时，所有人都惊呆了。肿瘤几乎占据了整个胸腔，心脏被挤压到一侧，胸骨因为长期受压已经变形，轻轻一碰就裂开。医生后来在报告中写道，这种情况极为罕见，患者能坚持工作到最后一刻，完全是靠意志力在支撑。 罗健夫的故事很快在科研系统传开。很多人听了都沉默，因为他们知道，他不是不知道自己病情的严重，只是不愿意因为个人的病痛影响国家的事业。他一生低调，从不接受媒体采访，也拒绝任何形式的表彰。他说，成果是大家的，荣誉是集体的，自己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他的同事回忆，罗健夫有一个习惯，每次项目取得进展，他都会把功劳分给团队里的年轻人，鼓励他们继续钻研。他常说：“技术是要传承的，一个人再厉害，也比不过一群人往前走。”这种态度，让他在团队里有很高的威望，也培养了一批后来的技术骨干。 今天回头看，罗健夫的选择，不只是个人的牺牲，更是一种职业精神的体现。在那样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很多像他一样的科技工作者，默默承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压力，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他们的付出，往往不为人知，却在关键时刻撑起了国家的脊梁。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