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中国刚打完朝鲜战争，经济快撑不住了。这时接到通知要去日内瓦开会，那会儿全世界的目光都盯着呢，不少西方国家偷偷笑咱们，觉得一个“穷国”凑什么五大国的热闹，无非是去丢人现眼。 真实情况也确实没好到哪去，官方统计的1954年GDP只有859亿元，远没到之前说的1400亿，而钢铁产量更是寒酸，1949年刚建国时才15.8万吨，就算到了1954年有了提升，跟英国比起来连零头都够不上，要知道当时美国的钢产量都是咱们的几百倍，更别提老牌工业国英国了。 代表团的路费都是全国上下省吃俭用挤出来的，连住的地方都得精打细算，选的是日内瓦旅馆顶楼最便宜的阁楼，窗子又小又窄，推开只能看到破旧的屋顶，连“花园城市”的影子都见不着，房间里没有独立浴室，只有一个洗脸盆，盆架两边两条循环布巾，团员们还争论了半天哪条擦手哪条擦脚，生怕闹出让西方笑话的洋相。 出发前为了不被“资产阶级歪风”带偏，团员们特意去北京饭店体验生活，结果连浴室里的冲身洁具都不认识，乱拧开关被喷了一脸水，这也让大家打定主意，到了日内瓦凡是不懂的新鲜玩意儿，坚决不动手。 吃饭更是个难题，西方大餐的规矩多到让人头疼，西服领带必须穿戴整齐，喝汤不能出声，刀叉不能碰撞，一顿饭吃下来比开会还累，而且那些黄油味十足的法国大菜，吃不了几天就腻得慌，大家反倒想念家里的面条和酱菜。 后来代表团搬到了一处小楼，虽然住得挤，二三人一间房几乎没什么活动空间，但胜在省钱，还能自己做饭，只不过西式的平底锅和平铲用着不顺手，炒菜时热油四溅，最后撤离时房东还让赔偿被油浸透的地板。 为了让大家吃得顺口，代表团特意挑选了北京饭店的川菜特级大厨范俊康随行，就算在异国他乡，也得守住中国人的肠胃，更要守住那份体面。 更难的还不是物质上的窘迫，而是国际上的孤立无援。 那会儿联合国的席位还被蒋介石集团占着，美国压根不承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国务卿杜勒斯早早就放了话，绝不和中国代表团握手，甚至私下说“只有车子相撞的时候才会见面”。 会议刚开始讨论朝鲜问题，杜勒斯就直接给咱们扣上“侵略者”的帽子，态度强硬到极致。 可有意思的是，就算美国再怎么抵制，也不得不让中国坐在谈判桌上，因为印度支那问题绕不开中国，越南军队的武器弹药和军需用品，从1950年到1954年全靠中国供给，没有中国的参与，任何和平协议都是空谈。 代表团的安全也让人捏把汗，日内瓦是出了名的国际谍报中心，一群“共产党分子”集中居住，自然成了敌对势力的目标，所以白天有瑞士警察站岗挡驾，晚上就组织全体团员轮流巡逻，从顶楼到地下室，每组两人值四个小时的班，女同志也不例外，后半夜照样得爬起来守夜，生怕出一点纰漏。 不过窘迫归窘迫，中国代表团的底气可没输。 周恩来总理带着的都是国内顶尖人才，英语翻译是哈佛归国的冀朝铸，俄语翻译是常年跟着中央领导的师哲，还有“越南通”张翼当越南语翻译，堪称是“神仙阵容”。 会议上，面对美国牵头的十六国联合施压，周恩来总理当场调整讲稿，支持朝鲜提出的三点方案，还补充建议成立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硬是把被动局面扭转过来。 就算杜勒斯拒绝接触，他走之后，美国副国务卿史密斯还是忍不住用摇晃钢笔的方式向周总理示意，后来双方还就侨民回国问题举行了四次直接会谈，算是打开了中美接触的小口子。 更重要的是，中国代表团在会上首次公开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来还促成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的签署，让印度支那恢复了和平，硬是在全世界的质疑声中，用实力挣回了大国尊严。 那会儿的中国虽然穿着朴素、家底单薄，但腰杆挺得笔直，一举一动都透着“不惹事、不怕事”的底气，让那些等着看笑话的国家，最后只能收起偏见，重新打量这个新生的东方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