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大典之前，毛主席收到一封特殊的来信，署名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他在信中写道：“润之兄，我本无颜向你提出任何请求，奈何家母年事已高，不得不开口请求润之兄为我照顾母亲。合肥得以解放，母亲尚在老家，请看在抗战时期我与贵军的情分上，烦请你帮我照顾一二。” 卫立煌1897年出生在安徽合肥一个普通农家，早年投身军旅，从底层士兵起步。1912年他加入安徽革命军，1915年转入粤军，参与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逐步升迁。1930年代，他担任国民党高级军官，指挥部队在江西等地作战，对红军进行围剿行动。那时候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卫立煌靠着战场表现获得晋升，但也卷入权力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调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1937年指挥忻口会战，阻击日军进攻，造成敌方损失。1938年，他访问延安，与共产党领导人会晤，讨论抗日策略，并提供物资援助给八路军。这段经历让他在国民党内部备受猜疑。1943年，卫立煌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指挥滇西反攻，收复部分失地。抗日胜利后，蒋介石派他出国考察，实际剥夺兵权，让他闲置一段时间。 1948年初，卫立煌回国担任东北剿总总司令，负责指挥国民党部队对抗解放军。当时东北战场形势严峻，他主张收缩兵力固守沈阳，不执行蒋介石增援锦州的命令，导致锦州失守和沈阳陷落。国民党在辽沈战役中损失惨重，卫立煌被蒋介石撤职查办，软禁在南京。1949年初，李宗仁代总统时期，看守松懈，他乔装逃出南京，经上海乘船抵达香港。在香港期间，国民党特务监视他的一举一动，生活陷入困境。妻子韩权华投资失误，家庭积蓄耗尽，他典当物品维持生计。1949年1月，人民日报公布国民党战犯名单，卫立煌名列其中，这让他在香港的处境更显尴尬。 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卫立煌从香港致信毛泽东，请求照顾合肥老家的母亲。信中提到抗日时期与八路军的合作，恳请看在旧情上帮忙安置。毛泽东收到信后，电令陈毅和粟裕，指示合肥地方部队提供援助。解放军向卫母供应粮食和医疗，确保日常生活稳定。母亲去世后，周恩来安排厚葬，并派人祭奠。这件事体现了共产党对国民党降将家属的政策。卫立煌得知母亲平安的消息后，对共产党的态度发生转变。这封信成为他后来归国的铺垫因素之一。 1954年，周恩来寄信给卫立煌，肯定其抗日功绩，邀请回国参与国家统一事务。蒋介石派特使携重金游说，许诺恢复军衔和职务，但卫立煌拒绝。1955年3月15日，他乘客轮从香港抵达广州，周恩来亲自迎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他，肯定抗日贡献和对八路军的帮助，提出安排军中职务。卫立煌获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参与国家事务。1959年，他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继续在政协工作。1960年1月，卫立煌因心脏病和肺炎住院，毛泽东用个人工资买鱼探视。他逝世于北京，终年63岁。 卫立煌的一生跨越多个历史阶段，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体现了国民党将领的复杂轨迹。他早年参与护国战争，积累军功，但在内战中对共产党持消极态度，导致国民党东北失败。这段经历反映出国民党内部战略分歧的严重性。抗日时期，他指挥忻口会战和滇西反攻，客观上贡献了力量，但也暴露了国民党军队的装备不足问题。访问延安后，他提供援助给八路军，这在国民党高层中引起争议。逃亡香港后，生活窘迫，典当物品维持，这显示出国民党败退后的个人困境。 信件事件发生在1949年，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之际。卫立煌请求照顾母亲，基于抗日旧谊，这体现了个人家庭关切与政治形势的交织。共产党迅速响应，安置卫母，体现了统战政策的灵活性。母亲去世后的厚葬，进一步巩固了卫立煌对共产党的认可。这件事并非孤立，而是国民党将领归顺潮的一部分。1954年周恩来信件，直接促成他的归国决定。蒋介石的游说失败，凸显国民党在台湾的孤立局面。 归国后，卫立煌的职务安排体现了新中国对国民党旧将的包容。他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参与军事讨论，但实际影响力有限。这反映出新政权在统战工作中的务实态度。政协常委一职，让他接触国家政策制定。1959年作为人大代表，他出席会议，表达对国家建设的意见。病重期间，毛泽东的探视，体现了高层对他的重视。逝世后，官方评价其抗日功绩，避免提及内战负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