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国航机长袁斌只因为不满分房制度，携带着妻子，驾驶载有95名乘客的飞机叛逃台湾，客机刚飞入台湾领域，就被拦截，乘客瞬间陷入惊恐，但最终夫妻俩的结局却让人拍手叫好...... 1998年10月28日清晨，国航CA905次航班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计划经昆明飞往缅甸仰光。机上九十五名乘客和九名机组人员都以为这是一趟再普通不过的国际航班，却没想到，这架波音737很快会偏离航线，被卷入一场震动两岸的劫机风波。 驾驶舱里的机长袁斌，当时只有三十岁，却已经是国航重点培养的青年机长。从民航院校毕业后，他凭扎实技术一路高升，短短几年就坐上机长位置，月薪两万左右，还有单位分配的朝阳区大房子和公车，再加上娶了小学老师徐梅，几乎集那个年代的所有“体面”于一身。 转折源于一九九八年的福利分房。那是单位住房改革前的最后一批名额，袁斌自认无论资历还是贡献都该在名单之列，甚至提前在心里描绘起新居生活。 结果公示名单没有他的名字。领导解释要优先照顾无房职工，他已经有房，只能排在后面，可在他看来这就是刻意打压。 这种不满在他心里越滚越大。他开始对工作消极以对，多次引发航班延误，领导只好减少他的飞行任务，让他去带新人，他又把这当成“边缘化”。 在这种被放大的受委屈感驱动下，袁斌的心态渐渐失衡，最终产生了劫持客机飞往台湾的极端念头。 徐梅一开始清楚这是犯罪，坚决反对。然而在袁斌一次次描绘“去台湾另谋出路”的美好前景，又以离婚相威胁的双重压力下，她的防线一步步被击穿，最后选择跟着他冒险。事发前一段时间，两人悄悄处理部分财产，一副“一去不返”的架势。 那天CA905正常起飞，进入平飞后不久，飞机飞至太原上空，袁斌突然对副驾驶提出要飞往台湾。 文飞起初以为是玩笑，直到看到徐梅出现在本不该有乘客的驾驶舱，又亲身感受到袁斌故意操作导致的剧烈颠簸，才意识到事情严重。出于对全机人身安全的顾虑，文飞不得不暂时顺从，同时抓住机会向地面发出劫机警报。 客机偏离航线后，地面雷达很快发现异常，民航管制部门不断通过无线电呼叫要求返航，袁斌却关闭通讯，一意孤行。 随后他开启机舱广播，宣称要把飞机开到台湾，让乘客保持安静，话音刚落，客舱内瞬间一片混乱，哭声惊叫声此起彼伏。 根据应急预案，内地迅速启动军民航联动，战机升空查证伴飞，并通过既有渠道通知台湾方面协同处置。台湾雷达锁定目标后，同样派出战机升空拦截，之后在两岸方面沟通之下将其转为引导状态。中午十一点十七分，CA905在战机监控之下落地桃园机场。 舱门打开的瞬间，等来的不是“自由新生活”，而是荷枪实弹的警方。袁斌和徐梅当场被控制，其他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安全撤离。 审理中，袁斌嘴上还试图用“反抗不公平”“追求自由”来粉饰动机，但关于分房纠纷的通话记录、资产处置情况，都说明他只是把一桩个人利益之争，升级成危害公共安全的严重犯罪。 台湾方面依法以劫持航空器、非法入境等罪名对二人判处有期徒刑。刑满后，他们并未就此获得自由，而是在两岸默契框架下被移交遣返。 经过数年沟通，一九九八年前后劫机赴台的多名嫌犯，于2001年6月28日由红十字组织协调，通过马祖至马尾通道押解回大陆。回国后，袁斌再次因劫持航空器罪接受审判，飞行执照被永久吊销，原本光鲜的职业生涯彻底终结。 这起事件，让九十五名乘客经历了一次生死间的惊魂旅程，也让一名本可前途无量的机长亲手毁掉了自己。 表面看，是一套房子引发的偏执，其实暴露的是极端自私和严重缺乏法治观念的内心。一旦把个人得失看得高于一百多条人命，把公共航班当成解决私人问题的工具，结局只能是身败名裂。 事发之后，民航系统在反思中不断完善制度，更加重视对飞行人员心理状态的评估和驾驶舱安全管理，两岸在打击航空犯罪方面也形成更清晰的合作共识。 袁斌从优秀机长堕落为阶下囚的经历，给行业和社会都上了一堂沉重的课。再高超的专业能力，如果不被职业伦理和法律意识约束，随时可能变成伤人利器。无论遇到多大的不公与挫折，踩在法律底线之上的“出路”，永远只会通往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