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对于白求恩，我们宣传的都是他如何高尚、如何伟大，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且拼尽全力救治中国人？ 提起白求恩，大家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词肯定是“无私奉献”、“道德模范”。 但你要是把那层光环拿掉，光从一个职业医生的角度看这事儿，你会发现简直不可思议：这就像是一个本来站在金字塔尖儿上的富豪，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跑到黄土高坡上去当个苦行僧，还要在那儿拼命。 到底是啥样的念头，能让他做出这种天翻地覆的选择？ 他出生在加拿大一个特别牛的牧师家庭，爷爷是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的创始人。他自己呢，是全美胸外科学会仅有的五个执行委员之一，在蒙特利尔的大医院里那是说一不二的权威。 他还特爱搞发明，咱们现在还在用的“白求恩肋骨剪”就是他设计的，一共搞了12种手术器械。那时候他有名有钱，本来应该舒舒服服地在西方的高级手术室里过完一辈子。 但是，真正让他改变想法的，不是打仗，而是看病这事儿太不公平了。他在底特律开诊所的时候就被现实狠狠打了一巴掌：一边是穷得叮当响的工人，小病拖成大病只能等死；一边是有钱的大老板，霸占着最好的医疗资源。 后来他自己得了肺结核，那年头这可是绝症，虽然他靠一种激进的疗法捡回一条命，但他心里门儿清：要是没钱没技术，普通人得了这病除了等死没别的路。 1935年他去了一趟苏联，看到那边的公费医疗不管贫富一视同仁，这给了他巨大的震撼。回国那年，他就加入了共产党，因为他觉得如果不改变这个社会制度，医生手里那把刀根本救不了所有人。 既然认准了理儿，他干脆就把以前用来做精细手术的那股聪明劲儿，全用在了怎么在破破烂烂的战场上救人。不管是在西班牙还是后来到了中国，他简直就是个战地发明家。 在西班牙，他看好多伤员是因为失血过多死的，就捣鼓出了世界上第一个流动的战地血库。到了咱们这儿的晋察冀边区，山路不好走，他就设计了一种能驮在骡子背上的“变形金刚”药箱——这玩意儿平时折叠着，打开就能做手术，里面装的东西够做100台手术用的。 因为被封锁，啥都缺，他就逼着自己当工匠。没有正规手术刀，他就找铁匠把剃头刀磨得飞快凑合用；没有麻醉药，他就用酒精代替；甚至还让木匠帮着做手术用的牵引架。这哪是个只会做手术的大夫啊，简直就是个全能的战地后勤部长。 但这位部长脾气可大得很。到了前线，他那股狠劲儿比打仗的兵还凶。1939年齐会战斗那次，为了抢时间，他把手术台直接设在离火线只有五里的破庙里。困得实在不行了，他就让警卫员直接往他头上浇冰水。 整整69个小时，他就在炮火声里做了115台手术，中间一共才眯了3个小时。他不仅把自己带来的X光机、显微镜全捐了，甚至在急需输血的时候，挽起袖子就把自己的血输给战士，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但他最受不了的就是专业上的低级错误。有一次护士拿错了药，平时跟战士一样吃粗粮、穿旧军装的白求恩当场发飙，把他看来，在战场上犯这种技术错误那就是在杀人。为了让中国能有更多医生，他还得兼职当老师，手把手教那些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孩子学解剖，硬是带出了一批能拿手术刀的医生。 可惜啊，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他在枪林弹雨里救活了那么多人，还跟毛主席拍胸脯保证能救活75%的重伤员，结果最后却因为一个小小的意外送了命。 1939年10月，在摩天岭做手术的时候，他的手指不小心被碎骨头划破了。那会儿没有抗生素，他又坚持带伤做手术，最后感染恶化成了败血症。 哪怕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躺在唐县那个简陋的小土炕上，他还惦记着把剩下的药和钱安排好，甚至把自己的手表和那双皮靴都留给了战友。 1939年11月12日，49岁的白求恩走了。 他在中国待了不到两年，没享过一天福，最后把自己当成一个战士，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这一切，其实就源于他在洛杉矶遇到陶行知时的一个承诺，还有他在看完《红星照耀中国》后，对那个公平世界的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