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夏天，浙江杭州闹得沸沸扬扬，邵飘萍因为在自己办的《汉民日报》上猛批袁世凯搞独裁、破坏革命成果，直接被当局抓进监狱，报纸也被封了。他好不容易缓刑出来，赶紧安慰完父母亲友，就偷偷从杭州坐船跑到上海，再转道东渡日本东京避祸求学。那时候他刚到日本，人生地不熟，经济上穷得叮当响，欠了一屁股债，夏天的衣服都当掉换钱吃饭了，手里只剩两枚金戒指。 偏偏这个时候，留在国内的妻子汤修慧病得厉害，本来身子就弱，加上为救他四处奔波受惊吓，病情雪上加霜，却没钱看病，只能写信向他求助。邵飘萍收到信后，心急如焚，一边自己日子苦一边还得想方设法筹钱。他立刻把仅剩的两枚金戒指寄回去，让妻子自己换成钱治病，还特意叮嘱在日本换金子要被日本人压价，不如国内自己处理划算。他甚至把刚卖文章赚的二十多块钱，本想留着应急，结果全寄回老家金华接济家里兄弟和父亲的难处。 最让人动容的是，邵飘萍明明自己也快揭不开锅了，却对妻子说，他的心一刻没忘她，只是形势逼人，他绝不能为了活下去就随大流去附和当局的歪风邪气，就算死也不能干那种没骨气的事。他在信里吐露了满腔的无奈和苦闷，却始终咬牙坚持自己的新闻理想和对国家的责任。 这份家书写于1915年前后，正值邵飘萍第一次流亡日本的关键时期。他一边在东京法政大学苦读，一边创办通讯社，向国内报纸发稿揭露袁世凯卖国真相，日子过得像风中残烛，却硬是没低过头。后来他回国创办《京报》，亲笔写下“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挂在编辑室墙上，一生用笔做刀枪，宁折不弯。 这封信让人看到，再伟大的报人，骨子里也是有血有肉的丈夫和儿子，在最难熬的日子里，家庭的责任和家国的担当，他一样都没放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