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在北京刑场边的老槐树下，60岁的吴晗被粗绳捆在树干上，可围观的人群里，有他教过的学生、共事过的同事，却没人敢抬头。 吴晗的骨子里，早就刻着一种近乎执拗的“痴气”，这个1909年出生在浙江义乌贫寒之家的少年，父亲是个穷秀才，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可吴晗却把那几本破书视作命根。 乡间藏书有限，为了借阅不肯外传的书，他能硬生生在别人家门口墙根下蹲守到日落黑尽；为了凑齐那一套朝思暮想的《史记》与《汉书》，这少年竟背着家里把唯一的御寒铺盖卷给卖了。 那一顿来自父亲的板子抽在身上皮开肉绽，也没能打掉他换回书本时的那种满足感，还是妹妹吴浦月心软，掏空了压岁钱贴补，才全了他的心愿。 中学在金华念书时，他根本不沾赌，却因帮着贫困同学收了一次牌桌，被正好撞进来的教导主任抓个现行，面对记过还是退学的二选一，为了不供出同学，他硬是没辩解半句，在处分书上签了字，昂着脖子挺直腰杆走出了办公室。 1927年的考场上，他的数学试卷是一片惨不忍睹的零分，被北大拒之门外；但凭借那令人惊艳的文史答卷，罗家伦和胡适那一帮清华的大师们破格向他敞开了大门。 自此，清华园的史料堆里多了个不要命的钻研者，连郑振铎都要感叹他翻阅古籍时那股子“不服输”的狠劲，一部《胡惟庸党案考》直接让他这个学生娃轰动了整个学界。 那时的清华有一位才女袁震，常年卧病在床，甚至要打着石膏，生活难以自理，可她的谈吐见解却能在男性主导的学术圈里掷地有声。 吴晗听闻大名，特意托人引荐，初次见面，没有风花雪月的试探，两人张口便是明朝的政治制度、吏治得失与海瑞的风骨。 病房成了他们的书房，那个被石膏禁锢身体的女子，思维却比任何常人都自由敏捷，吴晗不仅不嫌弃，反倒甘之如饴，每天准点报到，甘愿为她捧书诵读、整理笔记。 抗战烽火烧起来后，随着清华南迁昆明，吴晗没有丢下病重的爱人，在西南联大那种“屋顶漏雨、地板透风”的简陋居室里，他们把两把旧木椅拼成了学术的高地。 没有红毯鲜花，两人办了一场简极了的婚礼，在那些油灯如豆的长夜里，无力执笔的袁震成了吴晗最犀利的编辑，从文章的逻辑漏洞到史料的细节考证，她不仅是生活伴侣，更是他精神世界里最硬的一块基石。 建国后，吴晗从书斋走向仕途，但他始终坚信“治史为济世”，1959年，响应毛泽东学习海瑞“直言敢谏”的号召，他倾注心血写出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剧本的初稿、二稿乃至无数次修改，第一读者和批评者永远是袁震，在妻子的打磨下，这部剧从史实到人物塑造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一经搬上舞台便轰动一时。 可1960年，那部本意在于“普及历史、传递正直”的剧作，竟成了罪状的源头，被刻意曲解为“影射现实”。 1969年的北京刑场边，昔日的副市长被粗麻绳捆在那棵老槐树上，头发被揪落，皮鞭在单薄的棉衣上抽出沉闷声响。 那个曾在金华中学因为义气不肯低头的少年，那个在清华园里为史料真伪彻夜不眠的学者，在人生最后的至暗时刻，依然拒绝低下高贵的头颅，拒绝歪曲他心中的历史真相。 1969年3月，袁震被迫害致死；短短几个月后的10月，身心遭受摧残的吴晗也在狱中含冤离世，连尸骨都在动乱中不知去向。 1979年，中共中央正式为吴晗平反，恢复名誉，直到那时，人们才发现要找回这对学术伉俪的遗骨竟是那样艰难。 信源：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 人民网（邓小平纪念网）：《邓小平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 (46)》 青年参考：《吴晗：一定要跟姚文元们斗到底》 光明网（文摘报）：《周恩来指示建革命公墓 吴晗选中八宝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