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四架“美军战机”逼近我国导弹营驻地，营长陈辉亭连续7次抗命拒发导弹，

1968年，四架“美军战机”逼近我国导弹营驻地，营长陈辉亭连续7次抗命拒发导弹，事后称“处罚就处罚吧！反正不能打！”他却没受处罚。 1968年的中国北疆，风沙比往年更烈。 中苏关系降至冰点，珍宝岛冲突的余波未平，内蒙古戈壁滩上的导弹营像枚钉子，钉在中蒙边境的咽喉要道上。 营长陈辉亭的作战地图上，密密麻麻标着“苏军装甲集群”“可能的空袭路线”。 那时的防空导弹营装备着苏制S-75系统，雷达是“千里眼”，却也常“眼花”。 陈辉亭当了五年营长，最怕的就是“打错人”。 他常对战士们说：“咱们的导弹是保家卫国的刀，可别砍到自己人。” 10月17日傍晚，戈壁滩的太阳刚沉进地平线，雷达操作手突然大喊：“营长！西北方向发现四个高速目标，高度5000米，时速800公里，直奔营区！” 陈辉亭冲进指挥室时，雷达屏上四个光点正像狼群般逼近。 标图员迅速计算：“预计三分钟后进入有效射程！” 电台里传来上级命令：“立即进入一级战备，发现目标即可发射！” 战士们手指扣上发射按钮，陈辉亭却死死盯着光点，不对劲。 第一怪，速度太快。 美军F-4“鬼怪”战机最大时速才2370公里，这四个光点时速800公里，看似符合，但低空突防时速度会骤降，如此高速直飞，更像“送死”。 第二怪，高度太低。 5000米是萨姆-2导弹的最佳拦截高度，可四架飞机排成纵队，间距仅200米，这不符合美军“分散突击”的战术。 第三怪，无电子干扰。 若真是敌机，早该启动干扰设备，雷达屏上早该有杂波，可现在光点清晰得像教科书范例。 “再等等！” 陈辉亭按住操作手的手腕：“查友军飞行计划！” 三分钟后，目标距营区30公里，进入“不可逃逸射程”。 上级再次催促：“目标性质不明，按敌机处理，立即发射！” 陈辉亭的额头渗出冷汗。 他想起三年前某部误击友机的教训，那次因雷达误判，一架返航的图-4轰炸机被当成B-52，三发导弹呼啸而出，机上12人无一生还。 “再查一次高度！”他命令标图员。 光点高度突然从5000米降到3000米，接着又升到4000米。 这哪是飞机，分明是“飘忽的幽灵”！ 第一次拒发： “目标高度不稳定，可能是气象气球，再观察！” 第二次拒发： “无敌我识别信号，按条例不能打！” 第三次拒发： “请求上级核实友军夜航计划，暂缓发射！” 电台里传来怒吼：“陈辉亭！你想违抗军令吗？误了战机你担待得起吗？” 陈辉亭没吭声，他注意到光点没有“敌机”标志性的“蛇形机动”，而是像“直线冲刺的火车头”。 突然，他想起下午接到的一份通报。 某航空兵团四架歼-6战机执行夜间巡逻任务，因导航故障可能偏离航线，正沿中蒙边境搜索。 第四次拒发： “报告！友军有夜航四机编队，可能就是他们！” 第五次拒发： “光点航向与我方歼-6巡逻路线重合，请求空中识别！” 此时，目标距营区仅15公里，导弹已解除保险。 陈辉亭的手指悬在发射钮上，他想起新兵时班长的话：“战场上子弹不长眼，可咱们的眼得长脑子。” 第六次拒发： “再等30秒！若目标不转向，我负全责！” 第七次拒发： “停！光点尾部有我方识别灯闪烁，是友机！” 话音刚落，四架飞机突然拉高机身，机翼下的航行灯在夜空中划出“八一”标志。 雷达屏上，光点属性从“不明”变成“己方歼-6”。 后来调查发现，那四架歼-6因导航仪故障，误入中蒙边境空域。 飞行员发现地面有导弹营，正准备迫降，却被雷达误判为“俯冲攻击”。 若陈辉亭第七次按下发射钮，四枚导弹将呼啸升空，12名飞行员将和三年前的图-4机组一样，成为“误击牺牲品”。 上级调查组进驻营区时，陈辉亭正带着战士们检修雷达。 面对“为何七次抗命”的质问，他只说：“当时看光点不像敌机，打错了没法向弟兄们交代。” 调查组调取雷达原始数据，发现陈辉亭的判断全对。 按条例，违抗军令当受处分。 可当报告递到军区，司令员只批了八个字：“头脑清醒，应予嘉奖。” 陈辉亭没当英雄，照常带着战士们训练。 1969年，陈辉亭的“七次拒发”被写进军校教材，标题是《当雷达与常识冲突时》。 而那四架歼-6的飞行员，后来专程到导弹营敬礼，说：“要不是你多等了七次，我们坟头草都三尺高了。” 1968年那场虚惊，像面镜子照出军人的双重使命。 既要“令行禁止”，更要“明辨是非”。 陈辉亭的七次拒发，不是“抗命”，而是用专业与冷静，在“服从”与“正确”间，选择了后者。 正如他常说的那句俗语：“宁可千日不战，不可一日不备；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 这，就是中国军人刻在骨子里的清醒。 主要信源：（中央电视台重点创新节目——《国家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