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就义那年，父亲谭继洵已经七十二岁。这位前湖北巡抚，亲自北上为儿子收尸。千里颠簸，扶柩南归，把“朝廷钦犯”接回浏阳老家安葬。 没人知道，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是顶着怎样的压力踏出这趟行程。谭继洵一生为官谨慎，从知县一步步做到封疆大吏，在湖北任上清廉自守，主修水利、兴办书院，深得百姓爱戴。可他的儿子谭嗣同，却偏偏走上了一条最“激进”的路——参与戊戌变法，要革祖宗之法的命。父子二人，一个恪守中庸之道，一个信奉“冲决网罗”，政见早已形同水火，可血浓于水的亲情，从未因立场不同而褪色。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与林旭、刘光第等六人在北京菜市口就义，史称“戊戌六君子”。慈禧下令“暴尸三日，不许收殓”，意在震慑所有维新派，也给谭继洵出了一道最难的选择题：要么遵旨避嫌，保全家族；要么抗命收尸，可能招致满门抄斩。 谭继洵没有丝毫犹豫。收到儿子死讯的当晚，他就遣散了家中大部分仆役，只带了两个亲信随从，换上粗布衣裳，悄悄从浏阳老家出发。彼时的京城，风声鹤唳，慈禧的密探遍布街头巷尾，凡是与维新派沾边的人都被严密监视。谭继洵作为“钦犯之父”，一举一动都在朝廷的眼皮底下，可他硬是靠着早年在官场积累的人脉和谨慎，绕开层层盘查，历时二十多天，终于抵达北京。 菜市口的刑场，血迹还未干透，围观百姓的议论声此起彼伏。谭继洵拄着拐杖，蹒跚地走到儿子遗体旁，花白的胡须在秋风中颤抖。谭嗣同就义时，头发散乱，衣衫染血，可双目圆睁，依旧保持着凛然不屈的姿态。老人伸出颤抖的手，轻轻为儿子整理额前的乱发，指尖触到冰冷的皮肤时，再也忍不住，老泪纵横。“复生（谭嗣同字），爹来接你回家了。”他哽咽着，声音微弱却坚定。周围的百姓有的面露同情，有的暗自摇头，没人敢上前帮忙——谁都知道，触碰“钦犯”遗体，就是与朝廷为敌。 随行的随从劝他：“老爷，此地不宜久留，咱们赶紧把公子收敛了走！”谭继洵却缓缓摇头，从怀中掏出早已准备好的素色寿衣，亲自为儿子换上。他动作缓慢而郑重，每一个细节都做得一丝不苟，仿佛在完成一件最神圣的仪式。“我儿一生磊落，就算是赴死，也该体面离去。”他的声音不大，却让周围的议论声渐渐平息。有人认出了这位前巡抚，悄悄递来一块白布，谭继洵深深作揖致谢，用白布小心翼翼地裹住儿子的遗体，放进早已备好的薄棺中。 扶柩南归的路，比北上时更加艰难。朝廷的追兵虽未明着追赶，却处处设卡刁难。在河北正定府，守城官兵拦下棺木，非要开箱检查。谭继洵掀开棺盖一角，平静地说：“这是我儿谭嗣同，朝廷钦犯，我奉旨送他归乡安葬。”官兵见他神色坦然，又忌惮他曾是封疆大吏的身份，终究没敢过分刁难。一路上，他们风餐露宿，不敢住客栈，只能在破庙或农户家中落脚。谭继洵年事已高，经不起长途跋涉，好几次在途中咳血，却始终不肯停下脚步。他亲自守在棺木旁，夜里就铺一层稻草睡在棺边，仿佛这样就能离儿子近一些。 回到浏阳老家后，谭继洵并没有大办丧事，只是在家族祖坟旁找了一块空地，悄悄将儿子安葬。他没立墓碑，只在坟前种了一棵松柏，寓意儿子的气节如松柏般常青。做完这一切，他闭门不出，三个月后便一病不起。弥留之际，他拉着孙子谭传铎的手说：“你爹是个英雄，虽死犹荣。往后，要记住他的志向，更要守住做人的底线。” 很多人说，谭继洵一生谨慎，最终却因儿子“晚节不保”。可他们不知道，这位老人的“大胆”，恰恰是最深沉的父爱。他或许不认同儿子的变法主张，却始终尊重儿子的选择；他或许畏惧朝廷的威严，却更放不下作为父亲的责任。在封建礼教森严的时代，他用自己的行动，打破了“君为臣纲”的桎梏，诠释了什么是“父为子纲”的真正内涵——不是盲目服从，而是守护与担当。 谭嗣同就义前，曾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绝笔，彰显了维新志士的豪情壮志。而谭继洵千里收尸的壮举，没有豪言壮语，却同样震撼人心。一个是为了家国理想，甘愿抛头颅洒热血；一个是为了父子亲情，不惜以身犯险。他们或许走在不同的道路上，却同样坚守着内心的道义与信仰。 历史往往铭记英雄的壮举，却容易忽略英雄背后的平凡人。谭继洵的一生，没有儿子那般轰轰烈烈，却在关键时刻展现了人性的光辉。他用七十二岁的高龄，千里奔波，为儿子收尸归葬，不仅是一位父亲对儿子的深情，更是一个中国人对气节与尊严的坚守。这种跨越立场的父爱，在冰冷的历史长河中，散发着温暖而坚定的光芒。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