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孙中山向发妻卢慕贞提出离婚。 48岁的卢慕贞不哭不闹，只回复了一个字：“可”。 这个“可”字写在泛黄的信纸上，笔迹工整得像她三十年婚姻里的每一个晨昏。 彼时孙中山在上海筹备讨袁，卢慕贞带着儿女住在澳门文第士街，红木书桌上还摆着他临走前没看完的《建国方略》。 三天前收到信时，她正在给孙中山织的羊毛背心收针，银线在指间突然打结，半天解不开。 1884年那场包办婚姻，卢家陪嫁的商铺成了孙中山最早的革命经费。 香山县档案馆藏的《卢氏族谱》里记着，她父亲卢耀显在檀香山的商号，常年为流亡的孙中山提供庇护。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那晚，她揣着孙母的发簪和儿子孙科的襁褓，在码头等了整整一夜，直到晨光把海水染成铁锈色才看见丈夫的小船。 离婚协议送到澳门时，卢慕贞把自己关在房里。 镜湖医院的老中医后来回忆，那天去出诊，隔着门板听见她反复摩挲一个樟木箱，里面是孙中山早年穿过的粗布长衫。 她没要南京临时政府拨的赡养费，只带走了那箱旧衣物和一把檀木梳还是结婚时他亲手刻的，梳背有处裂纹，是当年他剪辫子时失手砸的。 迁居澳门后，她在文第士街7号的小院种满了香茅。 1938年广州沦陷前夜，她让孙科的副官把孙中山的手稿缝进棉被夹层，连夜送往香港圣士提反女校。 澳门中华总商会的档案里记着，那年冬天她变卖了陪嫁的翡翠手镯，换了十二担大米送给东江纵队，单据上的签名歪歪扭扭，手腕的风湿让她握不住笔。 台北国史馆藏的孙科私人档案里，有封1940年的家书：“善待后母”四个字写得格外用力。 当时宋庆龄去重庆视察，有人问起卢慕贞，她正在给前线战士绣慰问袋，银针停顿了一下说：“先生的事业比家事重。”窗台上的香茅开得正盛，气味漫过整条街，像极了当年檀香山商号里的味道。 现在澳门卢慕贞故居的展柜里，那把檀木梳和“可”字回信并列陈列。 梳齿间还卡着半根灰白头发，据说是1952年她临终前梳落的。 讲解员总说，老太太晚年最爱坐在红木书桌前看报纸，看到台湾问题的报道，就用红铅笔在“一个中国”四个字下画波浪线，画得纸背都透了。 去年我去参观时，正好遇见个戴老花镜的老先生在抄展品说明。 他说自己是卢家远房亲戚，小时候听祖母讲，当年卢慕贞把孙中山手稿转移到香港时，特意在每一页边角都点了个墨点。 “后来才知道，”老人指着展柜里的手稿复印件，“那是她怕人偷换，做的记号。”阳光透过百叶窗照进来，在“可”字上投下细碎的影子，像谁在轻轻眨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