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做了两件让人感慨不已的事。一件事，就是他明明有机会逃走，却拒绝了，留下了那句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另一件事，就是谭嗣同在狱中泰然自若，在墙上留下了那两句著名诗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爆发。慈禧太后将光绪帝囚禁于瀛台，下令逮捕维新党人。北京城风声鹤唳，菜市口刑场的黄土被秋风吹得一阵阵发干。梁启超匆匆躲进日本公使馆，康有为早已乘船南下。有人连夜赶到浏阳会馆，急促地敲响谭嗣同的房门：“复生，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门开了，谭嗣同穿着一身月白长衫，手里还拿着未合上的《仁学》手稿。他平静地摇摇头，对来报信的日本志士说：“各国变法，没有不流血就能成功的。今日中国还未听说有为变法流血的人，所以国家不昌盛。如果需要流血，就从我谭嗣同开始吧。”这话他说得从容，像在讨论明天的天气。日本友人眼眶红了，还想再劝，谭嗣同已经转身从书柜里取出一叠手稿：“这些是我未完成的《仁学》，请你带走。中国的未来，不能没有思想的火种。” 其实他本有无数次机会活下来。政变前三日，他还在袁世凯的寓所里慷慨陈词，试图说服这位手握新军的将领支持变法。袁世凯当面应承得恳切，转头却向荣禄告密。有人劝他暂避锋芒，他笑着说：“父亲正在湖北巡抚任上，我若逃走，必会连累他。况且变法至此，总得有人用性命去证明些什么。” 被捕那日清晨，谭嗣同正在书房给父亲写信。差役破门而入时，他刚好写下最后一句：“父亲大人，儿此生无愧天地，唯愧对养育之恩。”放下笔，他自己伸手戴上枷锁，对差役说：“不必捆绑，我跟你们走。”从浏阳会馆到刑部大牢，他一路昂首而行，街道两旁的百姓窃窃私语，有人摇头叹息，也有人偷偷抹泪。 刑部大牢阴冷潮湿，狱卒老刘后来回忆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犯人。”别的囚犯进来都哭天喊地，谭嗣同却跟狱卒借了块破瓦片，在墙上刻起字来。昏暗的光线下，他手腕上的镣铐哗啦作响，瓦片划过墙壁的嗤嗤声在寂静的牢房里格外清晰。刻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两句，他端详片刻，竟真的笑了。那笑容里没有恐惧，只有一种奇异的坦然。 关押期间，他照样读书写字。狱卒偷偷给他递纸笔，他给梁启超写了最后一封信：“变法之血，当以吾辈始。弟虽死，而中国变法之魂不死。”夜里睡不着，他就跟隔壁监房的康广仁聊天，讨论如果变法成功，中国十年后会是什么模样。说到兴奋处，两人的手隔着木栅栏紧紧相握，仿佛那样就能握住那个遥不可及的将来。 9月28日，判决下来了：斩立决。一同被判死刑的还有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和康广仁。午时三刻，六人被押往菜市口。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北京的天空蓝得透彻，阳光明晃晃地照在囚车上。谭嗣同忽然朗声对沿途百姓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人群中有啜泣声响起。 刽子手的鬼头刀举起时，监斩官刚毅下意识别过了脸。谭嗣同却睁大眼睛，望着九月湛蓝的天空，最后喊了一声：“为了新中国！”刀落下的瞬间，据在场的外国记者记载，他的身躯挺得笔直，头颅滚落时，面容竟还保持着一种近乎微笑的表情。那一年，他三十三岁。 消息传到湖南浏阳，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老泪纵横，却只说了八个字：“儿啊，你走在你爹前头了。”然后闭门三日，挂出了“忠烈之门”的匾额。而远在日本的梁启超听到噩耗，当场昏厥，醒来后含泪写下了《殉难六烈士传》。其中关于谭嗣同的章节，他写了又撕，撕了又写，最后纸上全是泪渍。 谭嗣同死后，他的《仁学》手稿在日本秘密刊印，像暗夜里的火种一样在留学生中传阅。鲁迅后来回忆，他在日本读书时，很多同学枕边都放着一本《仁学》。1911年武昌起义的夜晚，有位革命党人站在城楼上，对着满天星斗背诵的正是“我自横刀向天笑”。而1949年开国大典前夜，毛泽东在中南海的院子里散步时，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谭嗣同等六君子，是用鲜血唤醒了国人。”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吊诡。谭嗣同就义时，围观的人群里有个十三岁的少年，后来成了著名的历史学家。他晚年回忆说：“我当时不懂他为什么非要死，直到很多年后读了他的《仁学》，才明白有些人活着就是为了证明——证明一个民族还有不惜性命也要追寻光明的人。”菜市口的那摊血早就被雨水冲刷干净，可那两句诗、那句话，却在百年时光里越磨越亮。 如今我们读史书，看到“戊戌六君子”不过短短几行字。可那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有父母妻儿，有未完成的理想，有对人世间深深的眷恋。谭嗣同选择留下，不是不怕死，而是相信有些东西比生死更重要。他在狱中刻诗用的那块瓦片，据说后来被一个狱卒偷偷藏了起来，民国时期辗转进了博物馆。瓦片上的刻痕已经很浅了，可每一个站在它面前的人，仿佛都能听见那个秋夜，镣铐声里坚定的刮刻声——那是一个人在黑暗中对未来中国最深情的告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