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患肝癌，主刀医生是美国人邰乐尔，用的是当时最先进的镭射治疗，遗嘱由汪精卫起草 1925年元月26日下午1时，孙中山在美国人办的协和医院接受手术，由外科主任邰乐尔主刀。 无影灯下，邰乐尔熟练地打开了孙中山的腹腔，发现肝脏部分坚硬如木，有几处则腐溃化脓，显见为肝癌。鉴于癌细胞已扩散至全肝，不能再做切除手术，吸去脓水，便缝合了创口。 手术室的门开了，消息像冬天的风一样刮过协和医院的走廊：先生的肝，已经硬得像块石头。当时报纸上说的“镭射治疗”，听起来挺玄乎，其实就是把镭针插进体内照射。这玩意儿在当年算顶尖科技，可对付已经扩散的晚期肝癌，作用跟往滚烫的石头上洒几滴水差不多。孙中山从手术台移到了病床，从此再没能站起来。 那段日子，协和医院三楼的特别病房成了中国政治最微妙的地方。宋庆龄夫人 visibly憔悴了，她日日夜夜守着，眼里满是血丝和不肯落下的泪。病房外头，国民党的大人物们你来我往，空气里飘着消毒水味儿，也飘着各种心思。汪精卫来得最勤，他那时还是孙中山最倚重的笔杆子，风度翩翩，说话温和，先生病重后的文件笔墨，自然都交到了他手里。 遗嘱就是在这样一片压抑的暗流里诞生的。 那张著名的《总理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每一个字都出自汪精卫之手。他坐在病榻旁，根据先生断断续续的口述，斟酌、润色、成文。这份文件后来刻在南京中山陵，成为一代人的信条。可历史偏偏爱开残酷的玩笑，这位起草人，十几年后却在南京另立了一个政权，走到了遗嘱精神彻底的反面。这不得不让人感叹，笔杆子能写下最崇高的理想，却未必能框住执笔人的灵魂。 看看当时围绕在病榻前的人吧。除了汪精卫，还有胡汉民、廖仲恺、蒋介石……他们脸上写满忧戚，心里或许已经在盘算先生之后的路该怎么走。一个即将失去领袖的政党，就像一艘在风暴前夜失去船长的巨轮，表面维持着平稳，底下却是汹涌的暗流。孙中山的存在本身是一面旗帜，这面旗帜将要倒下，谁站在旗杆的位置，就成了比治病更重要、也更危险的议题。 我们回看1925年初的北京，氛围极其复杂。孙中山是应冯玉祥之邀北上“共商国是”的，可他的身体和政治环境一样，都到了油尽灯枯的边缘。手术失败后，他从协和医院搬到了铁狮子胡同的行辕，改用中医治疗，这几乎是那个时代中国精英面对绝境时的标准流程：西医宣布无能为力，转而向传统寻找渺茫的希望。一碗碗药汤端进去，寄托着无数人的期盼，却终究没能创造奇迹。 3月12日上午，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 他的逝世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和一套未竟的理想。那纸由汪精卫起草、日后被反复诵读的遗嘱，像一个珍贵的容器，装下了他对这个国家的全部热爱与期待。然而，容器本身是冰冷的，它无法选择由谁来捧起它，更无法控制捧着它的人最终走向何方。 先生的病，某种意义上是中国那个时代的缩影。身体上的沉疴，如同国家的积弱；最先进的技术（无论是镭射还是民主共和制度）引入时，却已面对病入膏肓的躯体；身边最亲近、受托付的人，未来可能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他个人的生命终点，成了一个国家漫长、曲折且充满背叛的现代化之路的残酷隐喻。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