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国之重器，直接在天上解体，掉没了。 上万平方公里的戈壁滩，地表温度能烫熟鸡蛋，上千号人跟无头苍蝇一样找了两个多月，连个毛都没看着。 这不是虚构的剧情，是1962年我国航天史上真实发生的一幕。当时坠毁的，是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地地导弹——东风二号。那时候，新中国刚从三年自然灾害中缓过来，航天事业更是一穷二白，苏联专家早已撤走，所有技术都得靠自己摸索，这枚导弹承载着几代科研人员“挺直腰杆”的希望。 1962年3月21日上午，酒泉发射场的风都透着紧张。41岁的发动机工程师老李，攥着布满汗渍的计算尺，看着东风二号缓缓竖起。这把计算尺陪了他五年，从导弹总体设计到发动机推力测算，无数个深夜，他和团队就是靠着算盘和这把尺子，算出了上百万组数据。导弹起飞的瞬间，轰鸣声震得地面都在抖，老李和同事们举着望远镜，眼睛死死盯着那个越来越小的光点。 可仅仅69秒后，意外发生了。原本平稳飞行的导弹突然像喝醉酒似的摇晃，头部冒起白烟，在空中画了个不规则的弧线，随后一头扎进了戈壁滩，远处传来一声巨响，升起滚滚浓烟。老李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他疯了似的往坠毁方向跑，脚下的沙砾烫得钻心，跑了没多远，军用球鞋的鞋底就被烤得发软变形。 赶到现场时，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沉默。导弹炸出了一个直径约20米的大坑，残骸碎片散落在方圆几公里内，有的已经被高温熔成了铁疙瘩。“必须找到控制系统残骸！”老李红着眼睛下达命令，他知道，这枚导弹从设计到研制花了两年，是我国从仿制转向自主设计的关键型号，找不到故障根源，后续研发就是空谈。 上千人的搜寻队伍迅速组建，有科研人员、解放军战士，还有当地的牧民向导。当时的戈壁滩没有任何导航设备，只能靠地图和指南针划分区域，每人背着两壶水、一包压缩饼干，在规定区域内“拉网式”排查。地表温度最高能达到78℃，战士们的军装被汗水浸透，又被太阳晒干，析出一层白花花的盐渍，脖子和胳膊被晒伤，脱皮一层又一层。 老李带领的小组负责核心区域搜寻，他兜里揣着一张手绘的导弹结构图，每发现一块碎片都要对照图纸辨认位置。有一次，他在沙砾中看到一块带着线路的金属片，激动地扑过去，手指被锋利的边缘划出血口子都没察觉，直到同事提醒，才用衣角草草擦了擦。可这块碎片只是外壳部件，他们最需要的控制系统残骸，始终没有踪影。 戈壁滩的天气变幻莫测，正午还是烈日炎炎，傍晚就可能刮起沙尘暴。一天下午，搜寻队刚找到一处避风的洼地休息，狂风就裹挟着沙砾呼啸而来。帐篷被瞬间掀翻，老李死死抱住装着碎片样本的铁盒，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沙砾打在脸上生疼，等风沙过后，他的头发、眉毛里全是沙土，嘴里又苦又涩。晚上宿营时，大家挤在临时搭建的帆布棚里，喝着带着咸味的地下水——那是从孔雀河引来的水，含着氯化钾，喝多了就拉肚子，没人敢多喝一口。 搜寻进行到第40天，不少人开始动摇。有年轻技术员坐在沙地上叹气：“这么大的地方，碎片可能早就被风沙埋了，再找下去也是白费力气。”老李没反驳，只是从背包里掏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上面记满了导弹研制的细节：发动机推力测试37次，弹体结构修改11次，控制系统调试熬了28个通宵。“我们没有外国专家，没有现成技术，这枚导弹是用算盘敲出来的，现在它摔了，我们不能跟着垮。”他的声音沙哑，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这句话戳中了所有人的痛处。当时我国航天事业举步维艰，东风二号的设计参考了此前仿制的“1059”导弹，却要实现射程翻倍，科研人员只能边摸索边改进，弹体尾段从钢结构改成铝结构，控制系统反复调试参数，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钱学森先生特意赶到发射场，看着搜寻队伍说：“导弹的成功是试出来的，失败也是难免的，重要的是把原因找出来。 这次失利后，我国航天人建立了“把故障消灭在地面上”的研发原则，修建了全弹试车台，在地面模拟所有飞行工况，从元器件到分系统逐一排查隐患。两年后的1964年6月29日，改进后的东风二号再次发射，准确命中千里之外的目标，圆满完成任务。 多年后，已经白发苍苍的老李回到东风航天城，站在当年的坠毁遗址前，脚下的戈壁滩依旧荒凉，却再也不是当年的模样。他抚摸着一块留存下来的导弹碎片，想起当年搜寻时的场景，眼眶湿润：“那两个多月，我们喝着苦水、顶着烈日，虽然没找到关键残骸，却摸清了戈壁的脾气，更懂了科研的敬畏。 中国航天的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东风二号的坠毁到长征五号的失利，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次积累，每一次坚守都在为成功铺路。那些在戈壁滩上啃着干饼、喝着苦水的科研人员，用自力更生的信念，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技术封锁，为我国航天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真正的国之重器，不仅是翱翔天际的火箭卫星，更是科研人员身上那股不服输、不放弃的韧劲。正是这份韧劲，让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一步步走向星辰大海。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