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外 卖小哥连续跑单多个小时后，有点胸闷，回家休息。不料，外 卖小哥被发现在床上昏迷不醒，急救人员赶到时已无生命体征。母亲在老家收到噩耗，整理遗物时找到了儿子通过接单平台购买的“骑手 险”，遂提交理 赔申请，却收到保 险公司一纸拒赔函，上面写着：“猝 死发生在非工作时间、非工作岗位，不符合赔付条件。”保障范围限定于“配送途中”。无奈，母亲求助于检察院，迎来转机。 2024年7月9日下午三点多，外 卖众 包骑手成师傅接完了当天的最后一个订单，此时成师傅已配送了三十余份订单。 突然，成师傅感到一阵强烈的头晕和胸闷，以为是累的，歇歇就好，就回家休息。 傍晚时分，成师傅被发现躺在自己床上，呼之不应，意识丧失。 等医护人员赶来后，虽然进行了紧急抢救，但终究回天乏术，成师傅被宣告猝死。 成师傅是周阿姨唯一的儿子，也是她晚年全部的经济与精神依靠，儿子突然离世的噩耗，打击很大。 处理完后事，周阿姨在整理儿子遗物时，发现了一份保 险合同，成师傅在开始骑手工作后，通过接单平台投保了一份名为“新职伤”的骑手综合保障保 险。 老人依稀记得儿子提过，这份保 险“干活时出了事能赔点钱”。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几乎不识字、更不懂法律程序的周阿姨，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向承保的保 险公司提交了理 赔申请，索赔项目明确指向保 险条款中载明的“猝 死保险金”。 那份合同的白纸黑字写着：“被保 险人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身体急性症状发生后即刻或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保 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给付猝 死保 险 金。” 然而，保 险公司直接出具了一份《拒赔通知书》，理由直接而强硬：成师傅的死亡地点是其家中，并非“工作岗位”，因此不符合保 险合同约定的赔付条件。 在保 险公司看来，骑手的“工作岗位”仅指向正在执行配送任务的街道、商铺、楼宇等具体送餐地点，一旦踏进家门休息，便与“工作”割裂开来，此时发生的任何意外，都不在保障范围之内。 周阿姨感到无助、愤怒，却又不知该如何争辩。 2025年7月，在几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攥着那份《拒赔通知书》和一堆她看不太懂的材料，周阿姨蹒跚着走进了检察院的大门。 检察院经初步审查，确认周阿姨的情况完全符合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条件，决定立案审查。 2025年7月10日，检察院依法向区法院发出《支持起诉意见书》，正式支持周阿姨提起诉讼，要求保 险公司支付猝 死保 险金。 法院会如何处理呢？ 《保 险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 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 险合同，保 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 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具体到本案，对“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定义，保 险公司将其解释为“配送订单的物理移动过程及具体送餐地点”，这是一种限制性解释。 而另一种合理的“通常理解”是，对于外 卖骑手这一特殊职业，“工作时间”应涵盖其为了完成工作任务而处于待命、接单、配送以及因工作所需进行必要合理休整的连续时段。 “工作岗位”则应指向其履行工作职责所涉及的活动范围，该范围因其工作的高度流动性而具有合理延展性。 当存在这两种解释时，依法应采纳有利于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即骑手遗属的解释。 具体而言，成师傅从清晨至下午持续接单配送近9小时，其“工作时间”是一个连续、整体的过程，其在完成最后一单后，因工作累积的疲劳与不适直接返家，属于高强度体力劳动后必要的、合理的生理恢复期，是前一阶段工作行为的自然延续和必然结果。 对于外卖骑手等新业态劳动者，其“岗位”本质上是“执行配送任务的活动状态”，这种状态始于接单，终于订单完成且工作相关合理事务了结，其空间范围随配送路线自然移动。 当骑手因工作导致的明显身体不适，为寻求安全休息而返回其惯常居所时，该“返家”行为本身与工作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和连续性。 此时的“家”，并非一个与工作完全割裂的私人生活领域，而是其因工负累后唯一的、合理的休整场所。 所以，将此种情形下的“家”视为“工作岗位”的合理延伸或必要组成部分，符合对新业态职业特性的客观认知。 此外，成师傅在猝 死当日进行了长时间、高强度的连续劳动，其“身体不适”症状在结束最后一单配送后即刻出现，并直接导致其返家，随后在短时间内猝死，二者具有较强的因果关系。 最终，在检察院及法院组织下，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保 险公司同意支付保 险赔偿。 对此，您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