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主持人问陈佩斯:“能上春晚，是不是你这辈子最自豪的事？”陈佩斯摇摇头:“不，这事算什么自豪，我这辈子最自豪的事是，花费6年的时间为自己催来4个孙子！” 陈佩斯这一辈子，靠春晚舞台上的几个小品成了全国观众记住的喜剧脸。一连串经典桥段，让他从芸芸演员中跳出来，成了很多人记忆里的“年味符号”。 后来年纪渐长，他慢慢退出春晚，远离聚光灯，直到某次采访里那句“我这辈子最光荣的事，是催出了四个孙子”，让人重新把目光投到他的身上。 对不少人来说，登上春晚似乎是演员一生的巅峰，可在陈佩斯看来，比起一时的掌声，家里孩子的笑声更重要。 他的独子陈大愚在2010年结婚，新娘柳端依是戏剧院里的工作人员。婚礼之后小两口甜甜蜜蜜去度蜜月，等刚回到家，陈佩斯就把儿子叫进房间，第一句话就是问有没有趁着新婚“抓紧造人”。 儿子当场有些窘迫，却还是把心里的打算说了出来。像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不想太早当父亲，觉得生孩子要付出太多精力，自己刚成家，还想多享受几年二人世界。陈佩斯听完立刻急了，在他这个年纪，最盼的就是儿孙绕膝，他反复劝说，又开始给儿子儿媳做“长远打算”。 他把话摊在桌面上，你们只负责生，钱我来出，人我来找。家里几千亩石榴园在那里，剧场股份也在那儿，他愿意拿出一部分做“育儿基金”，保姆请最好的，孩子他亲自帮忙带。 后来甚至连每周家庭聚餐都变了味，一盘用石榴籽摆成的“百子图”总是规矩地放在桌上，手机里单曲循环的童谣《小燕子》，也成了他暗示的方式。 时间一久，陈大愚夫妻的态度还是松动了。体检时，陈佩斯捏着写着血脂偏高的单子感叹，等你们的娃会打酱油，我怕早就坐上轮椅了。 儿子儿媳望着那几个“轻微脂肪肝”的字眼，终于点头。很快，大孙女出生，他在产房外掏出八万八千的红包，手直哆嗦，又一口气包下整层月子中心，每天捧着现挤的羊奶来报到。 有了头一个，他的步子一点没收。月子刚过不久，他又开始劝再生老二，理由很直接，一个孩子太孤单，两个才热闹。他保证待遇不变，于是第二个孙女又来到世上。抓周那天，他一边听亲戚夸“两朵金花”，一边把儿子拉到书房，告诉他明年准备往剧组投两百万，好让他有空再要老三。 真正让这个家人口数猛增的，是2020年那阵疫情。小两口被困在家，再次意外怀上，他们觉得压力太大，打算不要。陈佩斯刚从社区送完石榴，棉大衣都没脱就赶到儿子家，当场把银行卡往桌上一拍，说只要孩子生下来，后面的事都算在他头上。 最后那句“出生证办下来我就转账”，还是起了作用，年底产房里双胞胎的哭声一响，他已经在家庭群里发出股权转让书，把剧院百分之十五的股份写在长孙名下。 六年时间，从一无所出，到家里多了四个小家伙，陈佩斯几乎把自己老年的全部精力，都倾在这一场“催生战役”上。 他把石榴树嫁接得枝杈低低，为的是让孩子们从双语幼儿园回来就能往树上爬；看孙子背小品《吃面条》的台词时，他故意咳嗽打断，强调这句当年你爸说得更有味道；拿着银行卡去给四个孩子交学费，营业厅经理看着账户发怔，他却哼着梆子腔，说重孙子那份还没开始存。 这一切执拗背后，是他那一代人根深蒂固的观念。传统社会重男轻女，讲究传宗接代，男丁兴旺象征着家族的延续。 陈佩斯不是不知道当代年轻人面对的房贷、教育成本有多重，但在他的逻辑里，有钱有闲，就应该多养几个孩子，他甚至说，如果人人像自己这样条件优厚，哪来那么多“不愿生”“生不起”的问题。 可现实是，大多数普通家庭没有几千亩果园，没有可以随意转让的股份，连偶尔下馆子都要算计。新观念一浪高过一浪，独生子女、甚至丁克家庭越来越多。有的人像陈佩斯那样，用六年时间把家里变成一片热闹的石榴林；也有人只愿好好养一个孩子，或者干脆一辈子不去做父母。 从春晚舞台到石榴园树荫，从为作品维权把公司告上法庭，到为四个孙子一次次掏出银行卡，陈佩斯身上既有老一辈人的执拗，也有时代变迁下的复杂影子。 对他来说，春晚的掌声早已散去，真正让他津津乐道的，是庭院里一串串石榴和脚边绕来绕去的四个孩子。而对那些还在犹豫要不要生、能不能生的普通人来说，也许更在意的，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活出一个踏实而心安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