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握清华硕士的学历文凭，顶着“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金字招牌，放在哪里都是官场上妥妥的潜力股。可就在2015年刚拿了荣誉，转过年来的2016年，陈行甲直接干了一件让所有人惊掉下巴的事——裸辞。 这时候的他，手里分明握着一手世俗眼里的“王炸”。可他偏偏不按常理出牌，不仅扔了“乌纱帽”，还抛出了一段堪称“凡尔赛”的宣言，把那些贪官遮遮掩掩的遮羞布扯得粉碎。 他说，那些贪官费尽心机捞钱，无非就两个指望：一个是给儿子铺路，一个是买几套大房子。接着话锋一转，语气里全是傲气：“我不贪，是因为我真的啥也不缺。” 这话乍一听挺“狂”，可细琢磨，这里面藏着一种高级的通透。他给大伙算了一笔账：儿子争气得很，在那著名的燕园北大读书，是妥妥的学霸，压根不需要老子拿脏钱去“养”；至于房子，国家对于高学历干部有人才房保障，住了大半辈子公家房，也没见谁流落街头。 既然最烧钱的两个“刚需”都解决了，剩下的身外之物，多拿一分都烫手。正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当一个人内心的底气不需要靠存折上的零来支撑时，诱惑对他来说，就成了笑话。这恰好印证了他那发人深省的家训逻辑：“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此问振聋发聩，引人思索财富与子孙成长之关联。子孙不如我，留钱有何用？” 有了这份不求人的底气，陈行甲到了湖北巴东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简直就像闯进瓷器店的公牛。 当时的巴东，那是一滩浑水。50万人的县城，贫困人口占了三成多，可就是这么个穷窝窝，竟然有人趴在财政上吸血。一项预算仅300万的小型工程，尚在筹备阶段，一铲未动，120多万资金便被挪用。分管副书记与镇委书记更是胆大包天，直接将百万“打点费”纳入囊中，令人咋舌。新修之路未几便塌陷，此等情形令人痛心。百姓对此自是怨声载道，背后指责之声不绝于耳，足见其对工程质量之不满。 面对这种局面，换个圆滑点的官，可能睁只眼闭只眼也就混过去了，甚至还得这就是所谓的“潜规则”。但陈行甲偏不，他选择了一头撞上去。 有人提着20万现金和金条上门试探，连门都没进去；有人送来价值十几万的江诗丹顿名表，以为能买个“方便”，结果被他当场严词顶了回去。他在巴东那几年，那是真刀真枪地干，硬是把85名官员送进了号子，这名单里头，不仅有下面干事的9个局长，甚至还有当时和他搭班子的县长刘冰，以及另外几名县级领导。与此同时，那些妄图围猎官员、扰乱政商秩序的47名老板亦未能逃脱法网，被一举查办，彰显了打击违法违纪、维护清朗环境的坚定决心。 这么干，能不招恨吗？威胁的短信直接发到了手机上，明明白白报出了他家的家庭住址，甚至连老婆孩子都收到了暗示，让他“做人留一线”。那些日子，县委大院里冷冷清清，没几个人敢跟他这个“独夫”走得太近。 他在官场显得如此“格格不入”，这种“不通世故”的性格基因，其实早早就种下了。1971年出生的陈行甲，是在苦日子里泡大的。母亲目不识丁，她的识字启蒙源于教儿子拆字。她指着“苦”字，缓缓道：“草字头下一个十字架，再下面是个口。人这一辈子，脸便是承载苦难之所。” 当年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母亲却还是把家里仅剩的一点盐，借给了那个根本还不起的邻居。小陈行甲不懂，母亲只说了一句：“他们要是能借到，就不来我们家了。” 就是这份在苦难里长出来的干净和善良，成了陈行甲骨头里最硬的钙质。他于巴东掀起的这场风暴，虽令他深感茕茕孑立之苦，却也换来了最为真切的回应。这份孤独与回响交织，恰如生命中独特的旋律。离任那天，没有官员迎来送别，倒是县委大院外头，老百姓自发排成长队，举着横幅送别他们的“甲哥”。 脱了官袍的陈行甲，转身也没有闲着，而是一头扎进了公益圈。这时候大家才发现，他不贪财真不是装出来的。 他在深圳搞了个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专门盯着儿童白血病救助，硬是推动着要把几千块一盒的进口特效药纳进医保。为了这个事，他像当年抓贪官一样四处奔走，每年帮这些病患家庭省下的钱高达百亿。 甚至在发放救灾物资的时候，遇到有办事员习惯性地伸手要回扣，这都已经不是官场了，他那个暴脾气还是压不住，像当年一样分毫不让，一点情面不留。别人嘲笑他“当官没捞着钱，现在还得靠写书卖惨”，他转手就把书稿收益全捐了出去。连中兴的侯为贵都被他的这股子纯粹打动，主动联系支持他的公益项目。 不贪，是因为真的不缺；不缺，所以无畏。这世上，最大的财富不是留给子孙多少房产，而是留给他们一个清清白白的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