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元年十一月，河北阜城的破庙里，60岁的魏忠贤听闻崇祯要缉拿他回京治罪，浑身裹着流放凤阳的尘土，绝望大笑。这笑声里藏着天启帝临终前的托付，也藏着大明财政的致命死穴——他或许贪腐狠辣，却攥着王朝续命的关键。 这年头早已不是魏忠贤说一不二的日子。七年前，东林党在他手里吃了不少苦头。杨涟被杖毙，左光斗死于诏狱，连顾宪成也落得个被籍没家产的下场。 这些读书人信奉的是道统纲常，可魏忠贤靠的却是实用手腕。他曾在司礼监门口放话：朝廷要用兵，钱哪来？靠他们这些“清流”能打仗？ 魏忠贤不是没敌人，几乎整个朝堂之外的士人阶层都恨他入骨。但天启帝朱由校信他。朱由校不爱理政事，却对这个陪他打木工、处理奏章、维护秩序的宦官极为依赖。 魏忠贤借此掌控东厂、锦衣卫，又设榷关、开矿税，把原本流入江南士绅腰包的财富，硬生生挤出两百万两白银进国库。 这些银子没进他家库房，更多是送去了关宁防线。 宁远之战打响那年，魏忠贤亲自给袁崇焕批了银子，不少钱来自榷关所得。那一仗，袁崇焕挡住了努尔哈赤。魏忠贤看了战报后，只说了一句：“能守。” 当时很多人都没想到，这场胜仗后头，会成为大明最后的防线起点。 “为将者，首在知人，次在知敌，三在知己。”这是孙承宗说的。魏忠贤排挤孙承宗，为了扶自己的心腹，几度打乱辽东布防。但他并非全然糊涂，知道兵不饷不动。他对财政死死抓着，哪怕得罪江南大族也不松口。 他最恨的，就是那些打着清流旗号、却一分不掏的士绅。 崇祯登基后没几个月，魏忠贤就觉出不妙。客氏被赶出宫，他被贬凤阳，东林党弹章一封接一封。他那套拿捏朝政的手段，对这位年轻的新君全然失效。阜城破庙的笑声，其实也是一声认命。他 知道自己要死了，也知道，死了之后这些人会后悔。 果然，魏忠贤一死，朝廷立即废榷关、停矿税。江南士绅掌声雷动，民间却哀声四起。没了额外税源，辽东军饷一日不如一日。几年后，关宁防线失守，松山大败，明军溃不成军。 有人悄声议论，说当年若魏忠贤还在，或许不至如此。 可那是后话。魏忠贤的死，没有让朝政更清明，只让问题失去短暂的遮盖。他不是药，更不是救主，他只是个懂得权术的宦官，只是在所有人都不愿得罪权贵的时候，他敢开口要钱罢了。 可那群曾高举清流大旗的士大夫们，又救了什么？魏忠贤早已尸骨无存，残留下的，是那堆没人肯认的责任和空空的国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