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赴死前大笑发问，朱元璋：杀我，惧相权还是淮西三十万兵！ 这声大笑穿透了洪武十三年的寒冬，应天府刑场的风沙都似被震得停滞。胡惟庸披散着头发，枷锁磨破的手腕渗着血，却笑得癫狂，仿佛不是即将身首异处的死囚，而是看透棋局的旁观者。 他太清楚自己的分量。作为淮西定远人，他踩着同乡李善长的肩膀上位，七年丞相生涯里，朝堂半数官员都成了他的“自己人”。那些投效门下的武将、攀附权贵的文官，连同淮西勋贵手里的兵权，确实构成了朱元璋的心头大患。 但胡惟庸的发问，其实藏着明知故问的狡黠。他私扣奏章、擅决刑名，甚至绕过皇帝调拨军粮，早已把相权用到了极致。秦汉以来千年的宰相制度，本就是皇权的制衡者，可遇上朱元璋这样从乞丐做到皇帝的狠角色，平衡注定成了奢望。 真正的答案，朱元璋从没想过遮掩。杀胡惟庸第二天，他就下诏废除中书省，那句“以后嗣君不许立丞相”的禁令，比任何辩解都更直白。相权不是原罪，可挡了皇权的路，就必须被铲除。 所谓的“淮西三十万兵”，更像是朱元璋顺水推舟的借口。他借着胡惟庸案株连三万余人，上到七十七岁的李善长，下到基层小吏，本质是清洗功高震主的开国集团。那些跟着他打天下的淮西兄弟，早就成了集权路上的绊脚石。 史学界至今争议不断，连朱元璋自己都默认李善长的冤屈。所谓通倭通元的罪名，更像是后世附会的戏码，胡惟庸真正的错，是忘了自己只是皇权棋盘上的棋子。 他的死，终结了千年相制，却没能让皇权高枕无忧。朱元璋后来每天要批阅两百份奏疏，处理四百件政务，累得直骂娘，终究还是得设殿阁大学士帮忙。 胡惟庸的发问，其实是给后世帝王留了道思考题：没有制衡的权力，到底是福是祸？这问题，从洪武十三年的刑场，一直问到了明朝灭亡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