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抗日杀奸团到天津一电影院中锄奸，却找不到目标，队长灵机一动，对播放员说“请播放这5个字”，汉奸看后竟然自己站了出来。 今天想和大家聊一段藏在天津租界旧时光里的往事。大家都知道，1939年的天津，那是沦陷区的孤岛，日伪横行，汉奸遍地。但在那样的黑暗里，有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年轻人，硬是杀出了中国人的脊梁。 这就是著名的“抗日杀奸团”（简称抗团）。 说起这支组织，很有意思。要是放在今天，他们妥妥都是“富二代”和“顶级学霸”。这七十多位骨干，全是来自南开、耀华、圣功这些名校，家里非富即贵。 可国难当头，这些生活优越、智力超群的孩子放下了书本，拿起了刀枪。他们干革命也自带“科技基因”，比如祝宗梁和李如鹏，因为觉得三硫化砷和氯酸钾混合物不稳定，竟然自己动手钻研，改用苦味酸做出了更安全、威力更大的炸药。 他们还把燃烧弹小型化，做成像香烟盒那么大，一扔就着，人还能从容撤退。这种“科技抗战”的思路，在当时真是一股清流。 1939年4月9日，天津大光明电影院。 这一天，电影院里座无虚席，汉奸程锡庚正坐在楼上包厢里得意地看电影。此人身份不简单，是伪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专门负责帮日本人发行伪钞，洗劫百姓血汗。 抗团的刺杀计划非常周密：祝宗梁、袁汉俊、刘友深和女队员冯健美分头行动。可到了现场，由于光线太暗，满屋子黑压压的人头，根本找不到程锡庚坐在哪儿。 这时候，祝宗梁灵机一动。他没在观众席里瞎撞，而是直接钻进了放映机房。他拿出一块玻璃板，在上面写了五个字：“程经理外找”。 他让放映员直接把这五个字投射到电影大幕上。这一招简直神了！那个视财如命、心虚胆怯的程锡庚一看大幕，以为真的有要紧事，竟然自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目标一暴露，祝宗梁立刻冲进包厢，在不到一米的距离，对着程锡庚的脑袋连开四枪。程锡庚当场毙命。 我不得不感慨。抗团的这些孩子，一腔热血，却成了某些人手中的棋子。 当时军统为了营救被英国人逮捕的四个特务，竟然想出了一个极其荒唐的主意：让刺杀程锡庚的祝宗梁和袁汉俊去“自首”，以此作为交换。 戴笠甚至把两个少年的父亲也“接”到了重庆，名义上是保护，实则是人质。这种为了自家嫡系、不惜牺牲抗日功臣的手段，确实让人脊梁发凉。 更让人心痛的是，由于军统内部的叛徒出卖（如王天木、裴吉珊之流），抗团遭到了毁灭性打击。1940年，抗团负责人曾澈、李如鹏在北平慷慨就义。这些曾经天真烂漫的少年，在最美好的年纪，把热血洒在了故土。 很多人问，为什么这些“富二代”不躲在家里享福，非要出来掉脑袋？ 我想，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脊梁。他们聪明、富有，却比谁都清楚：如果没有了国家，所谓的名校、家产，都不过是日寇铁蹄下的齑粉。 今天的我们回看这段历史，不应只看到那神来之笔的“五个字”，更应看到那一代知识分子在民族存亡之际，那种深入骨髓的责任感。他们虽然缺乏专业训练，甚至在五米距离开七枪只能中三枪，但那份勇气，足以令汉奸胆寒。 这些名字，不该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