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渣滓洞的看守黄茂才被判处死刑，行刑当天，黄茂才突然大喊：“别杀我！我为江姐做了很多事情，我是无辜的！” 黄茂才1925年出生于四川荣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年生活艰辛，初中辍学后务农维持生计。1945年，为躲避国民党抓壮丁，他通过地主关系进入国民党稽查处担任司书，处理琐碎文书工作。两年后调至二处管理档案，接触到更多机密文件。1948年5月，他被安排到渣滓洞监狱当看守，负责日常巡逻和监视犯人。监狱环境恶劣，犯人遭受严刑拷打，黄茂才逐渐目睹这些事实。起初他只是执行命令，但随着时间推移，对狱中犯人的言行产生疑问。狱中犯人表现出坚定意志，与国民党宣传的形象大相径庭。这段经历让他开始反思自身立场。 1948年夏天，江竹筠和曾紫霞被关押进渣滓洞监狱，黄茂才在登记名册时发现江竹筠是自贡老乡，曾紫霞也与他有同乡关系。他开始留意她们的举动。江竹筠身材瘦小，却显示出非凡坚韧，曾紫霞则在狱中保持冷静。黄茂才通过站岗机会，听到她们与狱友的低声交流，内容涉及革命理想和社会现实。这些交流逐渐影响黄茂才，让他认识到国民党特务的残暴本质。有一天，江竹筠递给他一张纸条，要求带出监狱。黄茂才接下这个任务，开启了秘密传递情报的行动。他利用看守身份，藏匿纸条在鞋底或衣领，避开检查，成功传递出去。第一次尝试后，他继续这项工作，累计传递情报三十多次。 黄茂才的帮助不止于传递情报，他还偷偷带入食物、药品和报纸。这些物资对狱中犯人至关重要，报纸带来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胜利的消息，提升了狱中士气。在他的协助下，狱中同志于1949年春节秘密举行联欢会，大家分享有限资源。作为回报，女同志用牢中毛线织成一件毛衣赠予他。这件毛衣成为黄茂才的重要物品。1949年底，国民党败局已定，黄茂才被遣返回乡。临走前，他最后一次帮忙，将胡其芬的揭露特务屠杀报告带出监狱。此时江竹筠已在11月14日牺牲，紧接着11月27日发生大屠杀，黄茂才的离开让他避开这场惨案。他的行动在国民党监狱中留下了痕迹。 1951年，黄茂才已在荣县一所小学任教，过上相对平静的生活。一天，公安人员突然逮捕他，指控其为渣滓洞警卫，涉嫌参与11月27日大屠杀，罪名定为反革命。审讯过程中，黄茂才反复陈述自己在监狱时帮助江竹筠和狱友的事实，但缺乏人证物证，他的解释未被采纳。档案显示他曾是国民党看守，这成为主要罪证。1953年，法院判处他死刑。行刑当天，他被押至刑场，面对枪口，突然喊出那句关键话语。这喊声导致行刑暂停，案件发回重审。重审后，死刑改判无期徒刑，黄茂才被关进监狱服刑。他的经历反映出那个时代司法的复杂性。 在狱中，黄茂才坚持申诉，详细说明监狱时期的援助行为，但因证据不足，申诉多次失败。因劳改表现良好，他于1961年前获得几次减刑，出狱后返回家乡务农。那件毛衣在早年混乱中丢失，成为他一大遗憾。1981年，重庆烈士陵园工作人员在梳理资料时，发现黄茂才相关记录与判决存在矛盾。馆长卢光泽亲自找到他，核实细节，并联系上幸存者曾紫霞。曾紫霞提供证词，确认黄茂才在狱中传递情报的事实。一个活证人的出现，推动了案件重审。四川有关部门组建调查组，重新查阅档案，走访相关人员。 9月，平反决定正式下达，黄茂才洗刷冤屈，被增补为县政协委员，每月领取30元生活费。这笔补助改善了他的晚年生活。1997年，七十多岁的黄茂才受聘返回重庆渣滓洞，指导监狱遗址修复工作。他站在旧牢房前，鞠躬三次，向逝去同志表达敬意。这次返回标志着他与过去的一次和解。黄茂才的故事源于国民党监狱的黑暗环境，那里充斥特务的暴行。江竹筠等人在狱中坚持斗争，策反黄茂才成为其中一环。他的转变源于对现实的观察，而不是突发奇想。 国民党特务在渣滓洞实施多种酷刑，犯人遭受竹签钉指等折磨。黄茂才目睹这些过程，逐渐认识到国民党政权的腐朽本质。他的援助行为虽小，却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如传递战役消息鼓舞狱中人心。离开监狱后，他未参与大屠杀，却因身份被牵连。这反映出解放初期清理国民党余孽的严峻形势。黄茂才的喊声并非随意，而是基于事实的最后努力。重审过程依赖于证据收集，体现了司法的严谨。出狱后，他过着普通农民生活，务农养家，偶尔回忆监狱往事。他的平反得益于历史资料的整理和证人的出现。 重庆渣滓洞作为国民党集中营，关押众多革命者。江竹筠的原型在小说《红岩》中被塑造，但真实历史更注重事实细节。黄茂才的角色在书中未被突出，却在现实中扮演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