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年轻时的莫言跟邻村一个姑娘表白，姑娘不屑的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莫言没有放弃，请媒人去提亲，姑娘让媒人给莫言带了一句话，直接影响了他一生！ 那年的莫言还不叫莫言，叫管谟业，十九岁，是山东高密东北乡出了名的穷小子。家里成分不好，爷爷是地主，父亲在村里抬不起头，他自己只读了五年小学，就回家跟着大人刨地、割麦、喂牛。脊背被太阳晒得脱了皮，手掌磨出一层又一层的茧子，可他怀里总揣着一本皱巴巴的《三国演义》，干完活就蹲在田埂上看，看得入了迷，连饭都忘了吃。 邻村的姑娘叫春燕，是十里八乡数得着的俊丫头，两条麻花辫甩在身后，一笑露出两颗小虎牙。管谟业见她第一眼就挪不开眼，收工的时候总绕远路，就为了看她一眼，看她在河边洗衣服，看她挎着篮子割猪草。 他觉得自己配不上春燕，可喜欢这东西藏不住。那天收工，他攥着攒了半个月的津贴买的一块水果糖，在村头的老槐树下堵住了春燕。糖纸被攥得发皱，他的手心全是汗，磕磕绊绊说，春燕，我想跟你处对象。 春燕愣了一下，上下打量他，看他补丁摞补丁的褂子，看他满是泥点的裤腿，突然笑出了声，笑完就丢下那句“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扭头跑了。那笑声像针，扎得管谟业半天抬不起头。周围干活的乡亲看过来，有人低低地笑，有人叹了口气。他站在老槐树下，攥着那块没送出去的糖，糖都被手心的汗泡化了，黏糊糊的，像他当时的心情。 他不死心。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春燕的脸，想起那句扎人的话，心里又酸又涩。第二天一早，他揣着家里仅有的两斤白面，去求村里最会说媒的王大娘。王大娘叹了口气，说谟业啊，你这孩子，明知道不行还犟。话是这么说，还是提着白面去了春燕家。 傍晚的时候，王大娘回来了，脸上带着为难的神色。她说，春燕那丫头，嘴硬得很，说你要是能写出一本书，让全村人都知道你的名字，让外村的人也知道高密有个管谟业，她就考虑跟你处对象。 这话传到管谟业耳朵里，村里人都炸开了锅。有人说春燕这是故意刁难，写书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有人说管谟业这下该死心了，一个泥腿子，还想写书。管谟业没说话，只是把这句话刻在了心里。 他想起小时候，奶奶坐在炕头上给他讲狐仙的故事，讲村里的奇人异事，那些故事像种子，早就埋在了他的心里。他想起自己揣在怀里的《三国演义》，想起书里那些鲜活的人物，突然觉得，写书好像也不是遥不可及的事。 从那天起，管谟业像变了个人。白天在地里干活，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晚上回家，就点起煤油灯，趴在炕桌上写。煤油灯的火苗一跳一跳的，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拉得老长。 他买不起稿纸，就用捡来的烟盒纸，一张张拆开，用铅笔在上面写。写村里的人，写地里的事，写奶奶讲的狐仙，写自己的欢喜和委屈。 烟盒纸写满了一摞又一摞，他的手指被铅笔磨出了厚厚的茧子，鼻孔被煤油灯熏得发黑。母亲看他熬夜，心疼得直掉泪，说儿啊，别熬坏了身子，咱不挣那个虚名。他只是摇摇头，继续写。 村里人看他这样，都觉得他魔怔了。有人说他是被春燕刺激傻了，有人说他不务正业，早晚得饿肚子。他不在乎，那些嘲讽的话，那些不解的眼神，都成了他写字的动力。他想起春燕的那句话，想起自己在老槐树下的窘迫，就觉得手里的铅笔重了几分。他知道，自己写的不是书，是自己的一口气，是一个穷小子不甘于命运的较劲。 后来，管谟业去参了军。临走的时候，他把写满字的烟盒纸小心翼翼地包好，塞进了包袱里。部队里的生活苦，训练累，可他还是挤时间写。在营房的灯下写，在训练的间隙写，把自己的思念，把自己的经历，都融进了文字里。他的稿子一篇篇寄出去，又一篇篇被退回来，退稿信攒了厚厚一沓。他没放弃，退回来的稿子，他就改了又改，改了再寄。 日子一天天过，他写的东西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成熟。再后来，他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叫莫言。他的小说一篇篇发表，《红高粱》《檀香刑》《蛙》，一部部作品横空出世，他的名字传遍了全国，甚至传遍了世界。他成了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高密东北乡那个穷小子管谟业，真的让全世界都记住了他的名字。 成名后的莫言，回了一趟老家。他站在村头的老槐树下，想起十九岁那年的自己，想起那块没送出去的水果糖，想起春燕的那句话。 他打听过春燕的消息，听说她嫁给了邻村的一个木匠，生了两个孩子，日子过得平淡安稳。有人问他，恨不恨春燕当年的那句话。莫言笑了，说不恨，要是没有那句话，他可能一辈子都是个刨地的农民，不会拿起笔，不会写出那些故事。 一句嘲讽的话，成了一个人一生的转折点。很多时候，打败我们的不是困难，是自己的认命。而那些看似伤人的话，恰恰能戳醒沉睡的斗志。莫言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生没有什么不可能，只要你敢想，敢做，敢坚持，癞蛤蟆也能跳出自己的一片天。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