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八路军炮兵团长左叶盛怒之下，突然对着特派员开枪，事后被押到延安受审，伟人闻讯给左叶传话：“贸然开枪是你不对，但是我知道你的心眼没有歪。” 那天夜里延安风大，警卫队押着左叶进院时，他什么也没说，神情却很清楚，眼底像是藏着火。没人明白他为何突然做出这种事，面对组织派来的干部刘瑞德，竟在众人面前拔枪射击。 子弹虽被警卫员扑倒时偏了，但性质已极其严重。问题是，左叶始终坚持刘瑞德不是自己人。 左叶不是普通人，他是从井冈山打出来的老兵，走过长征，见过的特务比现在前线的碉堡还多。他不是凭空起疑。 1935年长征时，红一军团在乌江渡口附近曾出现一起可疑人员脱队事件，左叶记得，那人和刘瑞德长得像。当时记不真切，时隔四年再见面，心里一股寒意就上来了。 那时部队刚调防完，刘瑞德追着左叶进了指挥帐篷，质问他为何行动不通知。两人吵得极凶，左叶压了几个月的火全冒了出来。 当年在苏区他就是负责后勤收容的干部，敌特在粮草中动手脚，他亲手查出过两个混进部队的特务，从那之后，他的直觉成了本能。 延安对事件十分重视。刘瑞德背景上写的是红一军团通信班长，长征途中被俘后逃出，随后进入抗大，结业后分配到八路军。 但问题也在这儿，他的履历太顺了，反倒显得不真，几名红一军团老兵也说不出他是谁。那时审查制度尚不完备，有人混进组织也不是新鲜事。组织难断，左叶着急。 被押进延安后，左叶没有为自己辩解太多。他只重复一句话：这个人有问题。我不能让部队出事。时任八路军高级将领有人劝他说，哪怕你是对的，也不能开枪。 他没说话，只是点头。处分还是要下的，降职，调离作战部队，转后方单位，送去抗大学习。组织没有“打死”，也没立刻还清白。 一年半后，1942年整风运动全面展开。整顿的其中一项，就是干部历史的清查。刘瑞德的档案被重新翻出，问题一个个冒出来：时间不符、战斗地点不清、关系人对不上。 他开始慌了，有人说他那阵子经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抽烟，烟头在草地上烧出一圈又一圈。几个月后，他留下一份交代材料，服毒自尽。 交代中承认，自己在1935年投靠国民党，受训于军统，1938年伪装归队，潜伏到八路军内部。信的末尾写着一句话：“我怕所有人，唯独怕左叶，他看穿了我。” 左叶在冀中战场重新上阵，作战英勇。他没再提当年的事。后来组织把真相告诉了他，他也只是沉默了一会，说：“我早知道。” 人不多言，但那一年他走在前面，抢着最危险的任务干。 那段历史后来被记录在延安整风档案中，被用作干部教育的教材。是纪律的胜利，也是警觉的胜利。而左叶的故事，则告诉后来人一个朴素的道理，直觉也许不能作为证据，但有时候，它是一线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