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湘潭，某村民组一纸决议，规定“外嫁女”不参与征地款分配。十多年后，土地被征，自幼在此长大、户口从未迁出的离异女子，因此被排除在分配名单之外。无奈，女子将村民组告上法庭，法院两审均明确判决该决议违法，村民组须支付其2万余元补偿款。不料，判决生效后，村民组拒不付款，通过强制执行才拿到钱。然而，村民组再次开会，形成一份会议纪要，拟将法院强制执行的这笔钱，从女子及其同情况村民各自家人的应得份额中“扣回来”。村支书称不知情。 2025年5月8日，刘利的手机响起一声清脆的短信提示音，银行入账通知显示：22008元。这笔钱是一份迟到近两年的土地征收补偿款。 然而，刘利心头刚泛起的些许宽慰，很快被另一则消息击得粉碎，村民组又开会了，决议要将法院判给她的这笔钱，从她年迈父母的征地款分配份额中“扣回来”。 同样的命运，也落在了同村另一位女性刘红波身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刘利是土生土长的粟塘组人，她在这里出生、长大，户籍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2004年，刘利在深圳登记结婚，但户籍在粟塘组。 2014年婚姻变故后，刘利回到湘潭市区务工，户口始终在粟塘组，也从未在其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过权益。 对她而言，村民组就是她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和身份归属。 然而，在粟塘组一些村民代表的观念里，事情并非如此。 早在2013年7月19日，村民组就形成了一项关于征地补偿分配的“决议”，嫁出去的女子，即便户口留在本组，也不享受补偿款分配。 2023年，因开发建设需要，粟塘组的部分土地被征收，一笔可观的补偿款亟待分配。 村民组在分配时，直接援引了2013年的那份决议，将刘利排除在外。辛劳半生，故土被征，自己却分文不得，刘利感到不公与寒心。 协商无果后，刘利选择了法律武器，将粟塘村民组告上法庭，要求支付其应得的土地征收补偿款等共计21566元。 法院受理了此案，经审理查明，刘利出生并成长于该组，父母均为本组村民，其生活基础、社会保障均依赖于该集体土地。 2024年3月20日，法院认定该决议内容违反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的村民自治决定，判令粟塘村民组向其支付土地征收补偿款21566元。 粟塘组不服提起上诉。 2024年6月25日，市中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然而，判决生效后，粟塘组拒不履行付款义务。 刘利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几经波折，直到2025年初，新的征地补偿款拨付到村后，法院才冻结、划扣了粟塘村民组银行存款22238元。 2025年5月8日，刘利终于收到了这笔迟来的款项。同村的刘红波女士，通过类似的法律程序，也拿到了自己的执行款。 2025年12月13日，粟塘组再次召开会议，讨论新的土地征收款分配方案，明确写道：“关于刘利和刘红波打官司所扣掉的钱，组上应从其家庭成员中扣回，纳入分配。” 2025年12月19日，面对这一新情况，村支书周光明表示，这是村民组内部的决议，他本人近期在外开会，对此决议不知情，也未签字批准。 那么，从法律角度，这件事如何看待呢？ 1、刘利、刘红波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因其“外嫁”而丧失。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八条规定，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户无男性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 刘利系土生土长的村民组成员，一直依靠该组土地生产生活，当然地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该资格不因其结婚而当然丧失。 可见，粟塘组以婚姻为由剥夺其资格，缺乏法律依据，违反了平等保护原则。 2、村民组的决议违反规定，应当认定无效，当然不得作为剥夺刘利合法权益的依据。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以及其他涉及村民利益事项的决定，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户无男性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 本案中，粟塘组的决议以性别和婚姻状况为由没有平等对待外嫁女孩，直接侵犯了刘利等人的合法财产权，因此与法律相抵触，属无效决议。 3、村民组开会决议将已执行款项从家属头上扣除的行为违法。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内容。 法院生效判决已确认刘利、刘红波对补偿款的合法所有权，强制执行程序完成后，该款项已成为她们的私人财产。 村民组的扣除决议试图通过扣除家属款项的方式变相收回，实质上是侵犯公民合法财产权，明显违法。 此外，村民组的扣除决议，可视为对已执行完毕案件的“秋后算账”，如果执行款项被扣回，相当于变相推翻生效判决，有损司法权威。 对此，您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