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洞房之夜，郭沫若见发妻太丑，拒绝同房，就在他转身要走时，发妻拉住他苦苦哀求：给我个娃吧！郭沫若瞟了新娘一眼，依旧转身离开。 这一走，就是一场长达68年的悲剧。 可能有人会问，郭沫若一个大文豪，怎么会对新婚妻子如此绝情？这事儿，还得从头说起。 郭沫若，本名郭开贞，生在四川乐山一个还算富裕的家庭。他从小就不是个安分的主，脑子里装满了新思想。 当他在成都接受新式教育，高喊着婚姻自由、个性解放的时候，远在老家的母亲却给他办了件“大事”——包办婚姻。 这门亲事，郭沫若从头到尾都不知情。他母亲托了个远房婶子做媒，对方是邻镇苏溪的张家，家里开着染坊，也算殷实。 媒人把张家姑娘夸上了天，说她叫张琼华，人品好，读过书，最关键的是一双“天足”，没裹脚。 在那个年代，“天足”可是新派女性的标志。郭沫脱离不开母亲的孝道，也就半推半就地认了。 可问题是，这全是媒人的谎话。洞房之夜，郭沫若看到的，是一个比他大两岁、相貌平平、裹着小脚的传统女子。 他在后来的自传小说《黑猫》里，毫不留情地形容那晚的感受，说新娘“长得像一只露天的猩猩鼻孔”。 这种被欺骗的感觉，加上对包办婚姻的深恶痛绝，让他所有的怒火都在那一瞬间爆发了。 所以，才有了开头那一幕。他不是在跟张琼华这个人生气，他是在跟那个把他死死捆住的旧时代、旧礼教斗气。 新婚第五天，郭沫若就以“外出游学”为名，跑回了成都。 那年暑假，他短暂回了趟家，宁愿睡在厢房的长凳上，也绝不与张琼华同房。 对这个名义上的妻子，他用行动表达了最彻底的拒绝。 很快，到了1913年，郭沫若更是直接东渡日本学医去了。这一去，他和张琼华之间，就隔了整整一片东海。 在日本，郭沫若很快遇到了他的“安娜”——日本护士佐藤富子。 他为她痴狂，写下无数火热的情诗，两人迅速同居，并生下了五个孩子。对于远在四川老家的那个“发妻”，他似乎已经忘得一干二净。 但张琼华没忘。 郭沫若走后，她就成了郭家名副其实的“活寡妇”。 但这个女人，硬是把所有的苦都咽进了肚子里。她一个人操持所有家务，像亲生女儿一样伺候公公婆婆。 郭沫若的父亲后来瘫痪在床，端屎端尿、擦洗身体的，全是张琼华。 她把郭沫若的新房原封不动地保留着，把他留下的所有书信、作业本、甚至毕业证书，都像宝贝一样珍藏起来。 她心里还抱着一丝幻想。她曾把自己出嫁时穿的嫁衣小心翼翼地补好，拍了张照片寄给远在日本的郭沫若，可那封信，石沉大海，没得到任何回音。 时间一晃就到了1937年，抗战爆发，郭沫若抛下在日本的安娜和五个孩子，独自回国投身抗日洪流。 两年后，也就是1939年，他又与于立群组建了新的家庭。这时候，他已经有了第三任妻子。 也就在这一年，因为父亲病危，郭沫若带着于立群回到了那个他逃离了27年之久的乐山老家。 当郭沫若的名字再次传回沙湾镇时，张琼华彻底慌了。 她觉得自己又老又丑，头发白了，手也粗了，根本没脸见这位已经是全国闻人的“丈夫”。 她下意识地躲进了柴房，死活不肯出来。最后，还是郭沫若的父亲硬把她从柴房里拉了出来。 当两人再次四目相对，一个已经是风度翩翩的大文豪，另一个却已是饱经风霜的农村妇人。 看着眼前这个为郭家操劳了一辈子的女人，郭沫若百感交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深深地向她鞠了一躬，算是迟到了27年的道歉。 那天晚上，张琼华默默地把自己守了27年的婚床让给了郭沫若和于立群，自己则在堂屋的条凳上睡了一夜。 这次短暂的重逢后，郭沫若在经济上做了些补偿，把父亲遗产的一部分分给了张琼华，让她每年能有几十担租谷维持生活。 临走时，他给张琼华留下了一幅字：“书付琼华”。这成了他们这辈子最后一次见面。 此后，张琼华的生活几经波折。土改后，租谷没了，她就靠卖点小零食、做点针线活勉强糊口。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开始每月给她寄15元生活费，后来随着物价上涨，金额也有所增加。 这份接济，一直持续到1978年郭沫若去世。郭沫若走后，国务院考虑到她的特殊情况，又接替着这笔补贴，让她安度晚年。 据说，在1963年，张琼华曾去过一次北京，但并没有和郭沫若正式见面，只是收下了他托人送来的一些布料和一口铝锅。 她把那口铝锅视若珍宝，直到去世都舍不得用。 1980年，张琼华在乐山老家去世，享年90岁。她守了一辈子活寡，等了一辈子，最终还是孤身一人离去。 她的一生，只见过郭沫若三次面，却始终认为自己是郭家的媳妇，郭沫若是她唯一的丈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