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3月，海南五指山地区，一日本兵失足掉下山崖，没有摔死，但摔断了腿，当地竹坡镇村民见他说闽南话，以为是自己人，便收留了他，并把他的腿治好，谁知却招来灭顶之灾！ 竹坡镇藏在五指山的深山褶皱里，村民世代靠种山兰稻、采草药为生，日子过得清贫却安稳。那天清晨，村民阿明上山砍柴，刚走到半山腰就听见微弱的呼救声。循声找去，只见一个年轻男人趴在崖底的草丛里，军绿色的裤子撕得稀烂，右腿以诡异的角度扭曲着，额头渗着血，嘴里断断续续喊着“救命”，口音竟和村里老人说的闽南话别无二致。 阿明没多想，赶紧跑回村喊人。村长符阿公今年六十多岁，经历过军阀混战，见多了流离失所的人。他带着几个青壮年扛着竹担架赶过去，男人见到他们，眼里满是惊恐，挣扎着想爬起来却疼得直咧嘴。“莫怕，我们是村里人，救你上去。”符阿公拍着他的肩膀说，男人这才放松下来，嘴里不停念叨着“多谢乡亲”。 抬回村里后，村民们炸开了锅。有人说这男人穿着奇怪的裤子，不像逃难的百姓；有人说最近山下总有无名军队出没，得小心点。符阿公却摆了摆手：“不管他是谁，摔成这样总不能见死不救。他说闽南话，说不定是从南洋回来的侨民，或是被打散的抗日队伍，都是中国人。” 男人自称“陈阿健”，说自己是福建人，跟着商船来海南做买卖，遇到战乱和同伴走散，慌不择路才摔下了山崖。村民们信了他的话，轮流照顾他。阿婆翻出家里仅有的草药，每天熬药给他敷腿；阿明的媳妇把攒了半年的糙米拿出来，给他煮稀粥；村里的孩子每天跑到他住的茅草屋前，好奇地看着这个“外来的大哥哥”。 没人知道，“陈阿健”的真实名字叫井上健一，是日军驻海南某部的士兵。他12岁随经商的父亲定居台湾，在那里学会了一口流利的闽南话。1942年，他被征召入伍派往海南，负责清剿五指山地区的抗日力量。那天他跟着小队进山扫荡，中途脱离队伍想抄近路，却不小心踩空摔下了山崖。 被村民收留的日子里，井上健一心里备受煎熬。他见过日军扫荡村庄的惨状，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可眼前的村民，却用最淳朴的善良对待他这个“敌人”。符阿公知道他腿伤不能动，每天拄着拐杖上山给他采野果；阿明冒着被日军发现的风险，下山给他买治伤的西药；就连村里最调皮的孩子，也会把捡来的野果悄悄放在他门口。 他曾想过坦白身份，可一想到日军的军规，想到自己一旦暴露可能给村民带来的灾难，就把话咽了回去。他开始偷偷帮村民做些力所能及的活，比如劈柴、编竹篮，想用这种方式弥补内心的愧疚。他甚至在心里发誓，等腿伤好了，就逃离日军队伍，再也不参与战争。 可命运没有给他回头的机会。半个月后，井上健一的腿伤渐渐好转，能拄着拐杖慢慢走动。那天中午，他正在村口的晒谷场帮阿明翻晒稻谷，远处突然传来一阵汽车引擎声。他抬头一看，三辆日军军车正朝着村子的方向驶来，车顶上的太阳旗刺眼夺目。 井上健一的身体瞬间僵住，下意识地站直了身子，右手不自觉地摸向腰间——那里原本挂着他的军刀，摔下山崖时弄丢了。这个细微的动作，被带队的日军小队长看在眼里。小队长下车后，用日语大喊：“井上君，你还活着！” 全村人都懵了。符阿公看着井上健一，嘴唇颤抖着：“你……你是日本人？”井上健一想解释，想求情，可日军已经端起了枪。小队长得知井上健一被村民收留治伤，不仅没有感激，反而认为村民“通敌”，下令对竹坡镇进行清剿。 枪声、爆炸声、村民的惨叫声瞬间打破了村庄的宁静。日军放火烧毁了村民的茅草屋，手无寸铁的村民被肆意屠杀。符阿公想冲上去和日军拼命，却被一枪打倒在地；阿明的媳妇抱着孩子躲在柴房里，被日军发现后，母子俩双双遇难；那些曾经围着井上健一转的孩子，有的被日军活活摔死，有的被大火吞噬。 井上健一看着眼前的惨状，发疯似的冲向日军小队长：“住手！是我骗了他们，和他们没关系！”可小队长根本不理会他，反而下令把他绑上车。车开离村庄时，井上健一回头望去，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竹坡镇，已经变成一片火海，浓烟滚滚直上云霄。 这段尘封的往事，被记载在《海南抗日战争史料汇编》中。竹坡镇村民的善良，像五指山的清泉一样纯粹，却在战争的残酷面前，被无情地碾碎。他们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出于人道主义收留了一个“落难者”，却付出了灭顶之灾的代价。 这不是善良的错，而是战争的罪。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太多无辜的百姓被卷入战争，太多的善良被践踏。竹坡镇的悲剧，提醒着我们，和平从来不是理所当然，而是需要用鲜血和生命去守护。我们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珍惜当下的和平，不让类似的悲剧再次上演。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