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婉容把太监孙耀庭叫进闺房，命令他伺候自己冲澡，谁知，当她解开衣衫，孙耀庭突然低头说：“奴才肚子痛，无法伺候您了！” 孙耀庭，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太监。他不是主动选择这条路的。出生在天津静海的贫苦农家，家里穷到看不到出路。父亲听信“进宫能翻身”的说法，在时代信息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为儿子选了一条最残酷、也最不可逆的路。 那一刀下去，割掉的不只是身体的一部分，而是一个少年作为普通人的全部可能。更讽刺的是，这个决定本身就是一次时代误判。等孙耀庭熬过痛苦，真正进宫时，清王朝早已气数将尽，帝制只是靠惯性在运转。 他为一个即将消失的制度，付出了终身代价。 在被阉割后，他不能再成为意义上的男人，却依然清楚什么是羞耻，什么是尊严，什么是“被当作人看”。 而紫禁城，是最不需要“人”的地方。 这里的规矩不讲感受，只讲秩序。太监的一举一动，都被精确规定：走几步、站多直、眼睛看哪里、什么时候低头。 伺候皇后和嫔妃沐浴，更是冷酷到极致的一环：人在现场，却被要求像不存在一样。 对婉容来说，这一切再正常不过。她从出生起，就被一整套制度托举着生活。洗漱、穿衣、梳头，从来不用自己动手。在她眼里，太监不是“人”，而是宫廷运转的一部分，没有性别，也没有情绪。 可对孙耀庭来说，这种“理所当然”，正是最锋利的羞辱。 他的痛，不在身体，而在意识。他清楚自己失去了什么，也清楚别人是如何看待他的。这种清醒，让他每一次执行差事，都像是在反复确认：你已经不完整了，你的位置就在这里。 而婉容，其实也是制度的牺牲品。 她出身显赫，却在十七八岁的年纪，被推进一场并不平等的婚姻。新婚之夜没有圆房，婚后溥仪极少停留。她有皇后的名分，却没有丈夫的陪伴。对一个正值青春的女孩来说，这种长期的冷落，本身就是一种慢性的消耗。 于是，她开始用喧闹对抗空虚。 她爱玩闹，爱折腾宫女太监，把昂贵的糖果洒在地上让人抢，看别人狼狈，她在一旁大笑。她骑自行车，拉着太监陪她消磨时间。 可这些“热闹”，落在孙耀庭眼里，却异常刺眼。 他们年纪相仿，一个被允许像孩子一样任性，一个却必须随时提醒自己只是“奴才”。一个还能被视为完整的人，一个却被制度彻底定义为工具。 于是，才有了那句“奴才肚子痛”。 对他来说，伺候沐浴不是普通差事，而是一遍遍被提醒“你已经不完整”的过程。 为了保住一点体面，孙耀庭对自己近乎苛刻。他频繁洗澡，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往身上抹雪花膏、喷花露水，让自己闻起来干净、体面。这不是爱美，而是恐惧。恐惧连最基本的尊严，都要被嫌弃。 与那些幼年被阉割、早已习惯角色的太监不同，孙耀庭是在青春期被净身的。他对身体、对羞耻、对世界，都有清晰记忆。这让他更痛苦，也更执着于保留“人”的感觉。 1924年，宫廷被清空，皇权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孙耀庭陪着婉容收拾细软时，婉容说了一句：“命比东西重要。” 出宫之后，两个人的人生彻底分开。婉容被卷入新的政治漩涡，精神一步步崩溃，最终在流离与药物中结束生命。孙耀庭则被时代抛在原地，回不去农村，也融不进城市，只能在社会边缘苟活。 他和一群老太监挤在寺庙里，捡废品、干零活，像被历史遗忘的残影。曾经离权力最近的人，最终连身份都不被承认。 直到新中国成立，他的人生才第一次真正迎来转折。生活有了保障，他被安排参与寺庙管理。 九十多岁时，他写下那副对联：“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没有宏大叙事，只有一个被旧制度碾压过的人，对新秩序最朴素的感激。 再回看那句“奴才肚子痛”，你会发现，它早已不是身体不适，而是一个人在无法反抗的体系里，用最笨拙的方式，守住最后一点人格。
